中国的世界经济论文7000字_中国的世界经济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导读：中国的世界经济论文7000字写作简单吗？其实不管是撰写哪方面的论文，都需要大量的参考相关的文献，这样自己在写作的时候就能有一定的方向，本论文分类为世界经济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中国的世界经济论文7000字范文供大家参考。

　　中国的世界经济论文7000字(一)：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新发展格局论文

　　【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巨大，美欧发达国家受疫情牵连，经济严重下滑。尽管它们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实体经济并未因此走出衰退，并且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泡沫”。疫情在发达国家造成的经济衰退可能会延续多年。部分美欧国家政府采取强硬的国家干预手段，管制企业的投资与贸易行为，逼迫企业与中国“脱钩”。基于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客观分析，中国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强调主要依靠“内循环”维持增长动力，另一方面发展以我为主的“外循环”。中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关键词】世界经济；新冠肺炎疫情；双循环；“一带一路”倡议；新发展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世界经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2020年经济增长率将达-8%至-9%，新兴经济体如印度和巴西，也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局面，经济衰退程度可能会超过发达国家。尽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采取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其程度甚至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但这些非常规的经济政策只能在短期内避免市场崩溃，难以支撑中长期的经济复苏。与此同时，由于采取了科学严格的防控举措，中国得以快速控制住疫情并较早实现复工复产，成为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大环境中逆势增长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担忧、嫉妒等复杂心理的影响下，部分美欧发达国家呼吁与中国“脱钩”的声势不减。面对这种局势，中国必须明确自身需求，坚持本国的国际发展战略，避免被外部势力干扰。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遥遥无期

　　疫情使2020年全球经济大幅下滑。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新冠肺炎疫情将使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减少2万亿美元，其中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将损失2200亿美元，石油和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国所受影响最为严重，其他与最初受影响经济体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也将成为“重灾区”。[1]

　　美国与欧洲国家都是疫情重灾区。疫情暴发初期，由于美欧国家没有意识到疫情的严重性，将佩戴口罩视为“反科学”“不民主”的行为，导致病毒感染迅速扩散，疫情一发不可收拾。疫情大面积扩散后，部分国家政府开始呼吁民众佩戴口罩，但已经无法挽回因前期不作为而造成的疫情失控局面，每天感染病例数从几千人上升到几万人。进入夏季，疫情稍有好转，但仍然没被控制住。秋季之后，第二波疫情再次袭击美欧地区。法国的新感染病例数达到每天3—4万人，美国的新感染病例数则高达每天7—8万人。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因疫情失控而面临大面积瘫痪的风险。此外，一些新兴经济体还面临着经济衰退带来的债务攀升风险，而债务的货币错配有可能引发新的金融危机。

　　疫情初期，美欧国家在控制疫情与恢复经济活动之间犹豫不决。结果疫情没有被控制住，经济也没有因此而恢复。美国确诊病例数与死亡病例数居世界之首，美国国内多州又重新号召民众实行居家隔离。欧洲经济也遭受重创，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萎缩9.1%。法国经济或将萎缩10%，失业率在未来半年内恐将升至11.5%以上。英国GDP预计将萎缩8%-15%，并且在未来一年内也难以恢复到疫情暴发前的水平。[2]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德国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出口业受到疫情严重冲击，其2020年4月货物出口额同比下降31.1%，创1950年有出口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大跌幅。作为东亚发达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也遭受重创，国际评级机构将日本国债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预计其经济将萎缩5%—6.1%。[3]为促进经济恢复，日本采取一系列举措，但又遭受第二波疫情的影响。

　　此次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造成冲击。工业生产极度萎缩给供给侧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生产停顿又导致失业率上升，民众可支配收入减少，社会消费需求遭到严重抑制。所以尽管美联储、欧洲央行等快速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幅下调利率，但无法发挥预期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全球主要央行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几乎用尽了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应对此次疫情的过程中，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等相关机构的政策空间大幅收窄，最后被迫实施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但是，这一系列举措也只能勉强维持股票市场的稳定，难以为实体经济的恢复提供持久动力。为应对经济萎缩、市场萎靡的局面，美欧国家向民众补贴现金，以期拉动消费增长，但这一举措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財政赤字。特朗普政府为应对疫情防控和促进经济复苏，采取大力发行国债的举措。从数据上看，美国政府2020年4—9月的借款总额已达到创纪录的3.7万亿美元。[4]这意味着美国2020财年可流通的美债净存量将增加4.395万亿美元，超过了之前5个财年增加的债务总和，是2009年峰值的2.5倍。到2020年年底，美国国债余额或将超过30万亿美元。[5]如果美国的GDP总额在2020年达不到预期水平，其国债负债率将会超过当年希腊债务危机时的负债率水平。尽管美国在美元货币霸权和债务信誉等方面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如此高的债务水平还是让许多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

　　疫情改变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政策方向

　　疫情之下，曾经作为欧美国家经济政策指导方针的“新自由主义”受到质疑，国家干预主义悄然回归。

　　第一，西方经济学界开始远离新自由主义并为国家干预主义正名。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西方经济学界不断出现重新回归国家干预主义、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声音。在国家工业化发展初期，美欧国家均依赖产业政策实现了工业化，即政府采取一系列优惠的财政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支持国内制造业快速发展，美国更是依靠产业政策发家致富的典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部分西方经济学家却批判新兴经济体在工业化初期采取类似的产业政策保护本国产业，甚至指责产业政策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腐败和生产效率低下的根源。讽刺的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较好的德国，正是依靠产业政策才维持了本国的制造业优势，并得以保持较强的经济增长。在德国政府执行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以德国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的德国国有企业发挥了很大作用。

　　第二，美欧国家不断運用法律手段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美欧国家一直坚持司法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立作用，但经常以立法之名行贸易保护行为之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所谓“国家 院院长刘志彪。

　　疫情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

　　《领导文萃》：新冠肺炎疫情已在全球暴发，有人担心这样下去会引发世界性经济衰退甚至是经济危机，您如何评估疫情下的世界经济形势？

　　刘志彪：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封城”“封区”乃至“封国”的政策以加强疫情防控，世界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被打乱。这对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投资、世界贸易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有人根据西方国家股市连续暴跌、政府出手解救的现象，认为马上就要爆发全球性的经济金融危机。

　　其实，经济危机的发展有特定的规律，往往是从股市危机到全面金融危机，再到影响实体经济的危机，最后再到全面的经济危机。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股发生历史罕见的多次熔断，看起来很惨烈，可以说已经导致股市危机，但由于各国尤其是欧美反应及时，纷纷出台了力度很大的刺激计划，救助中小企业和劳动者，因此目前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还处于第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引起银行破产，所以说还不是大规模的金融危机，更不是全面的经济危机。但股市如果继续暴跌，将可能引爆银行债务，使银行出现支付危机。

　　毫无疑问，即使暂时不考虑疫情对实体经济的直接冲击，这种金融市场的巨幅震荡也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如美国股市连续暴跌引发利率急升，吸引世界其他地区美元进入美国，或者避险资金寻求安全投资机会，就可能使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快速回流，从而有可能引起部分外债负担沉重、外汇储备不足的新兴市场区域性金融和经济危机。当然，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总体上取决于抗击疫情的周期。疫情延续时间越长，疫情对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越大。但是现在断言会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为时尚早。

　　《领导文萃》：那么疫情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对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影响有多大？

　　刘志彪：中国经济自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进入下行态势。因当年得到了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使以前的高速增长态势维持到2011年，之后一直处于下行通道，呈现“L型”趋势。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相当于从外生的角度给中国经济附加了一个额外的冲击力，加速了这种“L型”的下行速度。疫情一开始时有人认为，疫情只会影响中国经济总量增速1～2个点，如果疫情很快能稳住，由于制造业的损失可以通过复工复产加班加点地追回来，而服务业的损失可以通过补偿性消费加上去，因此全年经济增长任务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虽然由于中国疫情防控措施得力，以武汉为主战場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国内各地得以全面复工复产，但同时，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形势却越来越严重，导致新的问题开始出现。中国控制了疫情，不代表陷入疫情重围的西方国家不会把疫情再次输入中国，从而使中国的抗击疫情阻击战更加复杂和艰巨。同时，陷入疫情重围的西方国家也很难很快恢复生产，从而难以对中国的产品产生各种中间需求，对最终的消费需求也会产生严重压制。很多中国企业发现，复工复产虽然在政府大力支持下得以顺利展开，但是产业链另一端的国内外需求订单却消失了。由于国内严控国外疫情的输入、防止二次疫情暴发，因此原来以为很快能够恢复的服务业需求也陷入了低迷状态。

　　人们一般比较关注疫情对服务业尤其是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其实消费性服务业是刚需，它的绝大部分会借助于网络从线下活动转到线上。而且，消费性服务业的产业链短，直接面对消费者，对整个经济系统的影响和冲击相对较小。真正需要高度重视的是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如金融、物流、研发设计服务、品牌网络营销等行业的影响，它的产出是被服务企业的投入成本，不仅直接服务于企业，而且因其占服务业比重高（发达国家该产出占比达70%以上，中国此比例大约50%），产出内容密集地含有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关系到产业升级的水平和方向。因此，如果疫情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那将不仅短期而且从中长期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由于这个产业部门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会与人的直观感受不一致。

　　本次疫情最需要关注的是制造业。这是因为，在产业分工的条件下，由于疫情流行期间劳动力供给的不足，制造业供应链中某些环节的停摆或暂时性断裂，将出现“长鞭效应”现象，从下向上的波动需求会被放大，冲击国内价值链。同时，复工复产中我们发现，供给端问题解决了，需求端问题又来了。需求低迷将是拥有庞大制造能力的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的长期问题。另外，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占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且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出口企业众多，这种影响就显得更大。

　　《领导文萃》：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那么，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这场疫情中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刘志彪：中国既深度嵌入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也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以及具备比较优势的生产制造能力。一方面，中国的中间产品供给停滞，全球跨国公司就会发生停摆；中国最终消费品供给不足，全球发达国家消费品价格就会上扬。另一方面，世界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中国进口关键零部件、中间产品等就面临严重的供应困难；中国出口企业即使率先复工复产，如果不能拿到足够的订单，那么中国的产业链也会发生停摆。

　　警惕全球产业链生态环境和基础被破坏

　　《领导文萃》：您刚才谈到全球产业链，能不能更加详细地给我们谈谈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会产生什么具体的影响？

　　刘志彪：可以从三个方面密切关注疫情对中国所处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一是进口产品受阻影响国内产业链，可能主要是日韩欧疫情影响中国中间产品进口；二是外部市场萎缩，出口受阻，主要是美欧国家受疫情影响市场需求量大幅度减少；三是全球产业链在疫情中和疫情后可能发生重组变化。为此，我们要提早做好应对。

　　众所周知，一个产品的生产环节原先集中在一个企业内部完成，或者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集中在某个国家内部进行，这是国内价值链的循环。经济全球化，就是让这些环节和工序在全球各个国家分散分布，每个国家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专注于产品生产的某个环节，实现专业化分工；而按照市场需求有序地协调各个环节和工序的主体，则是在全球运作的跨国企业。

　　本次疫情最大的影响，可能会打乱中国在过去出口导向战略下建立起来的全球价值链生态。这对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国制造来说更需要高度警惕。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现状，使中国的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超自身的体量。中国是全球价值链的核心节点，出口产品中的中间品占比相当高。如果疫情拖的时间周期比较长，跨国公司就有可能会把订单转向东南亚、中南美地区，或者重新建设供应链。如果这样，那么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就可能发生动摇。

　　《领导文萃》：疫情的延续助燃了“反全球化”情绪，某些国家领导人主张产业回归。当前有声音认为疫情会影响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信心和策略，您怎么看？

　　刘志彪：为了供应链的安全、自主、可控，不排除疫情过后，各国可能会鼓励企业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環节和门类。例如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美国总统拥有至少136项法定紧急权力，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款是所有美国需要的产品都可以在美国国内生产，不用再考虑成本多高的问题，政府会给出合适的补贴方案。做出这种决策是因为美国发现：特定产业所需的零部件或原材料延伸到其他国家，一旦发生严重疫情就会受制于人。可以预言美国政府可能会在疫情后让部分产业回归本国，或者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边境建设新的供应链，或者重建原本因缺乏比较优势而放弃的产业环节和门类。这样的话，现有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会受到挑战。在受到影响的国家中，中国首当其冲。这是因为，其一，中国产业规模大，特别是制造业在全球占比高；其二，总体来说，中国仍主要处于全球产业的中低端部分，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产业替代性较强。

　　这次疫情的冲击使人们看到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脆弱性，过去支持这个体系不断深化和泛化的纯经济学思考并不牢靠。首先，这种分工格局下，一旦出现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大面积的疫情冲击，要产业链的“链主”即总龙头担负起协调不同生产环节和生产区段的任务，其协调成本便会趋向于无穷大，甚至根本不可能完成。其次，这种分工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在全球范围内精心设计和安排了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但是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措手不及的窘境和大规模损失，企业建设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更加靠近国内的生产力配置，更多选择以短期利润损失换取整个系统韧性的可信行为。再次，过去经济全球化可以得到各主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样可以寻求到全球化的共同利益。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各国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封闭取向、种族歧视、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加上这些年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逆全球化浪潮选择民族孤立而非全球团结，动摇了经济全球化的政治基础。

　　疫情可能导致一些国家引导产业回归，最后只可能是少数产业链或者部分产业环节的回归，而不可能是全部产业链的整体迁移，因为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将中国产业链撇开或替代。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仍是不可挡、不可逆的，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接下来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降低营商成本，增大对外资的吸引力。

　　重申全球化分工

　　《领导文萃》：克服全球化中的产业分工体系的脆弱性，中国可以有哪些对策？

　　刘志彪：不同时期，应对的策略有所不同。短期来看要努力恢复我国产业链中断的部分，加快经济复苏；从中长期来看，则要致力于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

　　疫情是人类的共同敌人，要以抗疫为纽带，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团结世界各国支持全球化的力量。中国要彰显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多做那些能证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利于全球发展的事情，主要是要做那些大家都得好处、都有收益的项目，打好与合作伙伴“疫情关爱”牌。中国应该为其他国家提供抗疫经验、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物资援助，以加强和巩固与世界各经济体的密切联系。这是一个化解逆全球化趋势的好办法。中国在疫情防控中展现的负责任态度、取得的防控经验，以及现今在5G和医疗健康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新的技术与应用，将会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形成新的投资机会、新的合作领域和新的商业模式。如，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已经不可避免，要探索在新形势下中美贸易谈判缓和、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可能性。加快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落地，在自贸区中先行推动对日韩的自由港区建设，推动中日韩国际开放园区“特殊经济功能区”试验区建设，建立中日韩产业链的合作标杆。加强亚洲内部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有效的对冲与中美全球价值链可能有所松动的措施。

　　在中长期政策方面，建议加快国内价值链和“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以此对冲中国面临的逆全球化趋势。要加快构建统一市场，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贸易壁垒，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东部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引领作用。要进一步加强沿海地区与东北经济圈、中西部地区的国内价值链的建设，鼓励形成更多的国内经济循环和联系，适度替代全球价值链弱化的负面效应，发挥国内经济的韧性和超大规模市场的调节作用。

　　尤其要加快全球产业链集群在我国的建设。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在纵向分工上趋于缩短、在横向分工上趋于区域化集聚，肯定是必然趋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降低因产业链过长、区位分布太散而导致的产业发展不确定性，抵御未来各种外生的突发风险。这一趋势与我国地方化的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倾向高度一致。为此，要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加快先进制造业世界级集群建设步伐，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疫情冲击下更要尽快发挥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领导文萃》：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也催生了一些市场机遇，正如刘强东所言，非典“逼出”了“京东模式”，所以，从国内市场开拓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我们可以有哪些途径？

　　刘志彪：短期应对的方法有很多。一是针对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现实情况，加紧生产具有市场优势且需求大的健康医药产品等，这可以弥补部分出口损失。二是可以想办法实施出口地市场的多元化。三是可以出台各种刺激政策，如利用消费券、消费补贴等形式扩大内需。四是根据市场需求情况缩减企业规模，等待时机转运。

　　其实，疫情对中国对外经贸方面的影响，更加凸显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利用和培育好我国国内市场，最重要的是要以制度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具体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要坚决拆除地方政府出于本地利益动机而建构的各种行政壁垒，鼓励企业充分竞争，逐步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强大国内市场。二是以改革创新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首先要承认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方面的贡献，使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实现利益均衡；其次要确立建设分享经济的政策体系，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特别是实现经济主体间的平等竞争；最后要重点建设资本市场强国，完善资本市场的财富增值功能，扭转资本市场仅为企业融资的功能，以增加人民财产收入为中心改革其内在功能。三是提高民营企业的投资愿望和投资能力。一方面要打破行政权力通过国有资本进行的行政垄断行为，让国有、民营、外资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平等竞争；另一方面要注重强化资产管理，把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概念，扩展到包含资产需求和资产供给的管理领域，通过加大资产供应，平抑社会对资产的旺盛需求。

　　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

　　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

　　《领导文萃》：近期，数十万亿元“新基建”项目清单令人瞩目，应如何看待新一轮的重点项目建设，应如何发挥新基建在提升发展质量上的作用？

　　刘志彪：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瞄准的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短板，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事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这些领域对增加未来产业结构的弹性，提升科技创新驱动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些投资更多的着眼长远，短期作用可能有限，单纯依靠投资来抗击全球经济风暴和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很难。

　　为了提升“新基建”带来的经济效益，我认为应注意两点：一是“新基建”要配合传统基建发挥作用。传统基建主要针对城市化短板，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加快农民工的市民化进度，涉及大中城市改造、城市群建设等，加上5G等新基建，力度会更大，效果会更好。二是“新基建”要配合新消费。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基建投资的边际效益会有所下降，单位投资对GDP、就业的拉动作用都在下降。因此，要结合数字经济等相关领域的新消费。消费跟上去，“新基建”才能有持久性，不然可能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领导文萃》：从产业升级和经济潜力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如何抢抓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刘志彪：在全球疫情蔓延的背景下，尤其应紧紧抓住疫情中经济活动从物理世界走向数字世界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如数字医疗、数字教学、数字娱乐、线上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数字办公、服务外包、远程视频会议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诸如机器换人、无人机应用等实体经济活动。尤其是这三个方面：一是用数字化改造传统产业。我国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一大批电子、机械、化工产业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造，这既可以提高自动化水平，降低消耗和保证安全生产，又可以为信息化提供巨大的需求支持。二是加速機器换人促进产业升级。此次疫情在客观上将成为机器劳动代替人类劳动的重要时间拐点。机器换人可以减少服务业人员密切接触的频率，减轻劳动用工的压力，提升劳动生产率和改进产品质量，推动结构性改革所需要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反过来又会促进智能机器人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三是鼓励培育和引进各种数字服务提供商，争取在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网络安全及集成电路等领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和生态环境。我国各种体量巨大的数字服务提供商如阿里系、腾讯系、用友系等，都可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从而进一步实现客户需求驱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这可以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发展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