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介对传统文学活动范式的影响略窥论文（共2篇）

　　导读：传统文学毕业论文应该如何写作？不管是写作什么类型的论文，它总是会有很多严格要求的，所以想要写好自己的论文，自然也是需要做好准备工作的，本论文分类为传统文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中国传统文学毕业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新媒介对传统文学活动范式的影响略窥

　　摘要：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了“世界—作品—作者—读者”的文学四要素范式理论，这一理论被认为在文学理论批评上具有普遍意义，一直沿用至今。然而自新媒介崛起之后，文学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在发生变革，传统文学四要素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当下的文化学现象了，现代 ，有打工仔，甚至还有真正的成名作家。事实上，成为网络小说大神并不是一件具有普遍性质的事情，许多人慢慢陷入了网文创作的自我怀疑和自我缺失中。彼时，网络写手的收入是靠码字。为了“码字”糊口，一些人选择跟风写作、套路化写作，直接照搬或者套用那些受到读者热捧的小说的写作模式。

　　“模式化”的生产给网络文学网站带来较高的生产效率的同时带来了惊人的利益，越来越多的网站加入到了这块蛋糕的争夺中，起点、晋江、红袖添香、新浪……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网络文学的创作者们被迫磨掉身上的棱角，加入这样一场“狂欢”中。丢掉了自己的东西，网络写手们手下敲出的文字便失去了灵魂，失去了文学独有的魅力。网络文学市场化不久之后，人们就已经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越来越多雷同的情节，越来越多重复的叙述，越来越多似曾相识的人物。

　　早期网络文学有一个共通的套路，被读者们高度概括为“打怪升级”。这一类型的书的主角都是从最底层开始打拼，打败事先安排好的敌人，接着出现更厉害的对手将其打倒，再出现更厉害的角色……主角在这样的磨砺中越来越厉害，终于走上人生巅峰。“打怪升级”的套路贯穿网络文学发展的这20年，它是网路文学框架化、类型化的缩影。前段时间网络曾流行“龙傲天”一词，起源便是网络文学。大意是指主角名字中一般都有“龙”“唐”“夜”“天”等字，具有主角光环，实力强大。这类人物广泛出现于各种类型的网络小说中，也是网络文学类型化的产物。

　　每条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都有固定消费者，大都钟情于某个作者——某款品牌的产品。就目前而言，以起点为首的网络文学网站，均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更便捷的阅读体验。一方面，各大网站对网络文学进行标签化的分类处理：“玄幻”“修真”“穿越”“同人”“校园青春”……每一个线上的读者都有钟爱的一类，然后他们选择进入某一个链接后，会冒出一系列类似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针对各个不同群体，网站或者手机APP会选择性地不定时推送各种同类型的小说，读者会一本接一本地不断阅读。事实上，这种同一标签、同一类型的文学作品内容基本大同小异。一本小说火了，该书作者获得了极大的名声与利益，带来的必然是无所顾忌地模仿与套用，这种模式姑且称之为“工厂模式”。就像生产车间里的模具一样，工人们只需要向这个模具里不断地注入“填充物”，这些填充物并无差别，甚至是已经重复利用多次的渣滓。一件件“崭新”的作品从这个车间被生产出来，然后冠之以新的“铭牌”，被推向市场。

　　这里有另一个问题需要指明，消费者并非无法辨别手头的产品是出自原创还是套用。很多时候，在购买一件山寨产品，或者说高仿商品时，我们都是知情的，为什么不买正品？在这样一个浮躁而讲求快速的时代里，我们本能地会追寻简单的感官刺激，满足自己在现实世界里得不到的欲望满足。网络文学的诞生本身就是时代发展、新媒介語境的伴生物。网络文学依靠赤裸裸的语言描述和直观的感官满足俘获了一大批现实中某一方面有所缺失而寄希望于从文字中获得满足的粉丝。

　　文学创作本身是一件复杂而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往往来自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的审美体验，经过艺术化加工后呈现在读者面前。换句话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不可复制的环境下被创造出来的。恩格斯在致作家敏·考茨基的信中曾指出作家在创造人物时应注意到“每个人都是典型，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3]。的确，作家在创造人物上应追求“这一个”——既有深刻的典型性，又是鲜明的个性。同时，作家在刻画人物时不可避免地融入本人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独特的人物形象、独特的叙述方式、独特的语言，作家开辟的这一块文学领地，能让读者闻香识人，并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享受。

　　新媒介影响下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继续追求纯文学的传统作家的原创之路和探索新语境中文学的商业化、模式化创作的道路。对两条道路诞生出的作品，笔者分别称之为艺术品和消费品。两者谁更好？笔者无法回答，站在文学创作和批评角度，纯文学作品秉持着传统文学的艺术魅力，无疑更具有艺术性；站在商品社会和物质消费的角度，模式化下诞生的文学已经走出了一条“IP”之路，它的高产和通俗娱乐性，是商人眼里的价值所在。

　　未来文学的发展必然沿着这两条道路，但是当下，新媒体文学正饱受质疑和偏见，传统文学的现代化之路愈走愈窄。双方陷入这样境地的原因是双方拥趸的固执己见，如果传统文学愿意走新媒体的路子，将自己更好地包装传播，那么无疑是一条光明远大的道路；如果以网络文学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能更加注重雕饰自己，填补内涵，那么也许多年后的文学界将呈现出一番别样的繁荣局面。

　　第2篇：生态批评如何对接中华文学传统

　　生态批评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并非局限于文本解读，也非只关注现实的文学活动。生态批评的视阈理应是宽泛的，并指涉由“生态”引发的自然、环境现状以及促使人们深度思考人的生存问题。由西方环境运动的学术运演而植生的生态批评于20世纪70年代初创，20世纪末走入中国，开始与中国当代文学活动接轨，并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多向结合。尽管生态批评的产生并非久远，但其由“生”而引发的对万物生命的关注却是悠悠久长，其视线可以延伸到人类活动初始。事实上，只有对这个延长线的深度把控、梳理及不断增厚，才能丰富生态批评，且真正深度知解缘何需要“生态批评”。中国文化资源中对“生”及“生生”认知和体认有着悠久传统，生态批评要丰富、发展，并不断完善，理应与中国文化对接，汲取丰富滋养。如何探求这种“对接”方式及策略，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挖掘及深度识认的学理问题，也是中西跨文化交融的有效途径。盖光教授的著作《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即致力于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度探讨。

　　该书开篇即以“生态批评的阈界拓展”为引言而布设了九个问题，比较全面地凸显了生态批评研究的特点、方法及未来性视角，其落脚点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纪元”及“人类世”等大视阈中。该书指出：“生态文明全面观照人类文明/文化的演进，既有机、合理地整合人类文明演化中的一切积极元素及成果，又旨在表征及构建人类未来文明的基本走向。生态文明导引生态批评，生态批评必然会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策略、方法、融通条件及精神调控机制。”（第15页）生态文明是中国人的创举，体现了中华智慧精义，无疑也是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延伸及智慧积聚。这也因于中华文化中深聚着对“生”及“生生”之脉、之态的绘制及调制。由这个脉的推演，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性、合理性，不只有其根脉，还有其历史文化之源，有其极度丰富的现象直观，有诗性浸染的资源滋养，更是注目人类发展，抚慰地球家园，调适“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久远跃动的智慧呈现。生态批评尽管是一种宽泛且近乎越界的文学现象，无疑也是生态文明内存的一种生机勃勃且充满情韵的人类活动及生命体验现象。显然，生态批评既丰富着生态文明，也必须在此汲取无尽的滋养，以疏通及活泛筋骨，从而经通脉畅。“生”不只是脉，也是体；不只行理，也通情。“生”不只彰显生命之脉与体的情与理，亦使之有韵、行律并能以节奏而成文；诗及文学理应因此而成，进而赋魅、抒美韵。事实上，该书即沿着这样一个关乎“生”的言说、拓展及赋魅，并将生态文明放在这种诗与美的言说中调制。其依次而构建着一个完备的学理体系，又在跨文化的宏观视阈中，历时与共时交合，既丰富生态批评的学理特性，又最大化地使之机体富于一种生命感，成就一种聚合生命能量的建制；既探究中华文化资源的现代意蕴，又最大化地使中华智慧回归人类整体，成为跃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有资源。

　　“有机性”，“有机—过程”不只是该书使用的基础性概念，也体现方法论的意义。该书将其运行在全书的始终，不只在于“生”及“生生”标识着生命的机体性存在，还是“生态”何谓及何为的最为直观形象，又是能够体现动态韵律的合理表达。如果我们细致解读、至深思辨，会发现这种学理探究及言语表达似乎扣住了中西思维，乃至对“生态”的多角度言说的命门。因为无论如何言说，只要万物存在，人与万物交往，人的活动不论是“中心”也好，转换也好；“万物一体”也好，“天人合一”也好，都离不开“生”这个最基础性的存在。事实上，一切的命题、命名及理性情思都是对“生”的一种延展，沿此而给予学理及诗性、节律性表达，或为一种构制、一种构架，如此即会梳理及呈现不同的学理脉象，或成就不同的研究领域，甚至是构建学科。之所以说“命门”，即为中西不论是理与学，还是作为生命之体的人的现实存在，“生”是基础，“生”的运动状态及万物多样性，乃至与人的生命的交往状态以及永续性存在，便为“有机性”，而“生生”的动态及节律性本就是过程性存在，相互接续、构建及范式性标识就呈现为“有机—过程”。由此，该书也以很大的篇幅论证中国生态智慧，并标称其智慧的哲性基础即为“道生”。该书也意在打通“道生”性和“有机”性之径，并作为原点把控，找到中西文化、中西文学以及生态言说的依据。

　　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的关键是把握“对接”点。该书对“生”的多角度、多方位阐释，是将这个点进行了合理定位，当沿此而讨论中国文化及文学缘何能与生态批评接通，这就有了确证的理与据。中国文化及文学关于对生、生生，乃至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生生化育等命题的表达是否就是“生态”的，一直以来，学界有不同看法，该书也不同程度地给予明晰。或许从概念、命题的置入来看，该书在论及古代中国人这种关乎“生”及“生生”的思想时，更多是使用智慧或生态智慧，并非直接使用学理意义上的“生态”或“生态批评”。当其进行界分及对文学现象分析时，或呈现方法论运用时，则多使用“生态”性表述，因这势必关乎“生”及“生生”，以及生命的有机状态。在我看来，这种研究是严谨科学的，是符合学理特点的。因为“生态”从一个概念性表述，到科学研究领域的建立是19世纪的事情，伴随20世纪环境运动而不断丰富、拓展，再到后来几近布满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不只包装了所有学科领域，并以“生态”为其冠名，且以生态思想及方法为学科注入资源，形成新的研究形态。生态批评、生态美学，乃至生态文学都是于此而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种学科意义上的“生态”在古代是不存在的，但“生态”的基础是万物的生命，人的生命活动源于此，万物生命、万物与人的生命交往的有机状态是亘古存在的，显然也是生态存在的基础。从学理及知识形态看，提取及观照生命的交往及有机状态，必然是“生态”学科建立的前期形态，以此作为方法对古代人的生命活动现象，包括文学审美活动给予观照，或者审美体认是科学的，是可信及可行的。该书从这种方法置入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多向度分析及体验显然是有理有据的。所谓“理”，其一对生态批评的表达路线，文学研究范式转换及必行的复杂性思维给予详细阐释；其二从方法上通透及明晰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何以融合，即融合有其“情理”条件及“当代性”的可行性；其三沿着“天人合和”智慧的生态蕴含，揭示中国文学传统的生态智慧及特点；其四以中国诗学特点为界分基础，对其蕴含的“生”之态及其“生生”运演节律而成就诗性特点给予凸显。所谓“据”，其一生态批评生成的原因及文脉特点之“据”；其二原点之“据”，即“生”及“生生”，乃至“道生”性哲性智慧的释解；其三现代“对接”条件的必要性及跨文化视阈的必要性之“据”；其四对中国诗学特点分析及生态性解读之“据”。

　　对中国文学传统给予生态智慧性评析实际是一种有效探索，国内学界多是直接套用生态意识、生态伦理等概念或建立“视域”给予个案或断代性评析，实际语出或上述所言，即建立的“生态”基准是否符合历史文化的现实，的确需要厘清，但作为一种智慧及方法，以生及生生之本然状态置入分析和研究，显然是能够把控中国文学传统之脉及诗性特点的。事实上，不论是西学还是中国之学，研究生态皆离不开“生”及生命，更离不开“自然”。该书对“自然”的多角度观察，并非仅仅局限于概念性释解，而是更凸显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体悟特点，尤其是在文学的诗性表达中，自然作为现象，之于万物交往的生命机体，既是实在的也是情意及情蕴，对自然之质、之知除了其物性的释解，更多以生生之连接，以情动及理趣而形象化、审美化表达自然的生命状态。该书从智性显魅、悟解自然、诗性价值及神性妙和等多个层面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生生”特点给予真性及情意融通，也澄明了中国诗性之“艺境”的敞亮。如果说有据的话，该书论析的大量诗词，采用的阐述方式是紧扣“生”之态、之脉，审美化体认自然万物的多样性、融通万物的生命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既循迹生生节律，又穿插于网络交往关系。应该说，这时的审美必然会显示生态审美的特点，其批评显然呈现了生态批评的样态。

　　该书的结构及体系具有较强的逻辑性，构制了理论篇、融合篇、析源篇及构建篇四大板块，共十二章，分别从表达线路、范式转换及复杂性思维方面论述生态批评的理论形态，从自然、历史及现代境域、天人合和及以哲性观照而透析生态批评与中国文学传统融合的必然性，从“艺境”澄明、悟解自然、诗性价值及神性妙和等层面析理由“生生”而织就的中国文学特点，以有机共存的多向整合及其路徑优化方面托举了融合的学理性及理应构建的学理系统。总体来看，尽管该书突出“对接”性，但对“生态批评”的学理特点概括（或梳理）还欠全面，而且在对中华文学现象进行“生态”性阐释时，文体关涉还显狭窄，诗词之外的其他文体的置入较少，缺少了全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