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文学论文5100字_新历史主义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导读：写作新历史主义文学论文5100字论文一直以来都是很多人都特别重视的，特别是对于毕业生或者是评定职称的学者来说，更是重中之重，而论文写作的好坏也都是会给将来的工作有很大好处的，本论文分类为历史文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新历史主义文学论文5100字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新历史主义文学论文5100字(一)：新历史主义观下的奥尼尔遁世文学研究论文

　　摘要：尤金·奥尼尔被认为是美国戏剧 的画面，强调造物主赋予他们的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但美国梦在尤金·奥尼尔的笔下彻底被颠覆了。然而，另一方面尤金·奥尼尔的父亲詹姆斯是一位美国梦的坚定信仰者。他踏上美国的国土，为了梦想而奋斗，并最终取得了成功。在美国梦这一主题上，尽管他的作品中存在着颠覆性的元素，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奥尼尔也不可避免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思潮所牵制遏制，从而导致他在创作中，仍然显示出对于美国梦的希冀，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新历史主义的抑制力量。在尤金·奥尼尔的自传体小说《长日入夜行》中，小儿子埃德蒙是一个内心追寻纯洁、宁静的生活的年轻人。面对最瑰丽最美妙的美国梦，他为之全力奋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美国梦的受害者，因为对于个人来讲，实现美国梦绝非个人努力可以做到的。梦想终归是梦想，当美国梦的追随者彻底醒悟的时候，发现这所有的一切终究是一场空。在《天外边》中，主人公罗伯特想要通过努力重新获得露丝的爱情，然而现实世界中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更糟糕的是，他被认为是一个胆小鬼。不管他如何努力奋斗，他已经被残酷的社会和无情的现实彻底遗忘了。罗伯特是一位忠实的追梦者，然而，他所做的就是游移于现实与梦想之间。最终，他在寻梦的道路上迷失了自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这些美国梦的追寻者全力寻梦而无果的时候，他们不知怎样去思考现实生活中困顿的人生应该如何应对。转而开始选择逃遁，逃避着自己的病情，逃避家庭与现实生活，似乎在逃遁的现实中可以找寻到那一方避难之处。

　　在奥尼尔戏剧中最常见的另一个主题是家的主题，在奥尼尔的笔下，他对于这个主题的释义不同于美国传统戏剧中其他作家对家的主题的解读。他在对于处理家的主题的方式上也表现出相对保守和模糊的态度，这也从不同侧面折射出新历史主义颠覆与抑制对于作家的影响。奥尼尔著作中所关注的是现代美国不同家庭的生存状态，他讲述了不同家庭的难以言说的生活遭遇，着重展示的是现代商业文化下的不和谐家庭，意在引起现代人的反思。同时，作为一名爱尔兰移民家庭，他的家庭又有着独特的艰难生活历程。在他的剧作中，他重塑了不同的家庭成员痛苦挣扎的生活经历，这是对传统的家庭主题的颠覆。例如，在《长日入夜行》中，奥尼尔描述了自己一家人，每个家庭成员都颇具才华，父亲是有名的喜剧演员，他本人是知名的剧作家，儿子是耶鲁大学的教授。作为来自爱尔兰的移民后裔，相比于美国人，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因为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特别的美学和审美视觉，这是爱尔兰优于美国之处。古老的爱尔兰文明和新生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的颠覆不仅仅在权利话语中得到强调，它同时也影响了文学的创作。奥尼尔颠覆和抑制了家的主题，当代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侧面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作品中是对社会现实的间接反映。

　　尤金·奥尼尔一生都在追寻生命中的那片家园，尽管在追寻的道路上伤痕累累，但透过他的作品，读者仍然可以窥视出他对美立坚这片土地难以割舍的情感。

　　新历史主义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与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论文

　　摘要：“翻译文学”与“源文”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历史文本”与“历史”之间的关系，而“历史文本”与“历史”的差异性和阐释者的主体性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理论的基点。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独特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从而，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有着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

　　关键词：翻译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批评

　　中图分类号：H1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4）02-0093-05

　　收稿日期：2013-10-28

　　基金项目：2010年度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诗学视角中的翻译文学研究”（2010SK205）资助

　　作者简介：高胜兵（1974-），男，安徽枞阳人，在读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译介学。

　　目前，翻译文学已普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学类型，本质上属于文学范畴，所以我们可以参照一般文学研究的范式研究翻译文学。通常我们可以从语言、文化和审美三个层面进行文学研究，因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以文本为对象的文学翻译研究实质上是翻译文学的文本研究——就是侧重于对文本的语言和审美的研究，重点考察语言的“等值”、审美的“等效”；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文学研究体系重要部分的翻译文学批评也越来越重视文化的层面。实际上，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挖掘翻译文学自身独特价值的最重要的途径，因为翻译文学本身是不同文学、文化的中介，具有文化杂合性，它最重要的价值便是它能够成为人们研究对不同文化的理解、阐释及接受的理想切入点。本文认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该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确立了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或不同译文）的差异以及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方面从“差异”入手，基于文本的文化比较来“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以及基于社会对源本的选择和对译本的接受来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基于译者对翻译源本和对翻译策略的选择来考察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译本、译者和翻译事件）展开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史料，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这一概念源于新历史主义后期，1986年9月4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葛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了一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TowardstoaPoeticsofCulture）的演讲，提出了“文化诗学”（thePoeticsofCulture）概念。由此，“文化诗学”开始出现于文论界，后来在中国有人就把葛林布拉特倡导的文化诗学称为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以此来区分国内以童庆炳为主要代表所倡导的中国派文化诗学[1]。新历史主义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解读文学，试图通过所有文本来“重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网络”，但同时也承认“任何历史构建都混杂着阐释者的个人色彩”[2]674。实际上，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就是借助了文化人类学的“厚描法”，借助于文学文本或广义的社会文本而进行的一种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他们主张引入对“文本的历史性”（historicityof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extualityofhistory）的双向关注[2]680。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理论品质就是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而且强调文本的阐释者总是难以完全逃脱自己的主观意识。这种认识对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具有很大的启迪性。

　　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

　　正常情况下，有责任心的译者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忠实地传达源文中的所有信息，这也是翻译本身应该具有的特点和基本功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译者往往会受到“不可译”的困扰，总是要受到自身“视域”的干扰，于是，在译本中，即翻译文学作品中，（文化）信息的缺省和增补不可避免，译者主体性导致的具有“创造性叛逆”特征的“误读、误释”不可忽视。这种认识犹如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历史观”一样，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建立在大小文本之上的，具有“文本性”，它们不能客观真实地得到完整的再现。例如，认识历史的主要来源——历史文献总是要烙上编撰者的主观意识，对历史事件的选取完全取决于以符合某种意识形态而导致编撰者对历史“情节编排”的需要。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能使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文学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翻译文学的源文可以说就是“过去的历史”，文学翻译也就是在书写——理解、阐释——这“过去的历史”，这样翻译文学作品就成了“历史文本”。

　　葛林布拉特的《<文艺复兴自我造型>导论》向我们坦诚了他研究文艺复兴时英国文学的方法：“对文学文本世界中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实行双向调查”而完成“阐释任务”。他补充说道：通过阐释“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英国）十六世纪的文化”，而且“一个人在这种阐释工作中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3]。同时他也坦言自己在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时就是有目的地选取了一些材料。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上具有的独特理论品质——一开始就强调了阐释者所处的环境，这种独特的理论品质对有“历史文本”特征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来说应该同样重要。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阐释者所处的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环境会直接导致阐释者的自我意识的形成，从而用于阐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文本与“真实”有了误差，最终要么巩固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要么削弱或颠覆当时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或社会意识形态。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不要因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强调了“历史的文本性”而认为它完全否定了历史的可再现性，这是因为它同时也没有无视“文本的历史性”——“所有的书写文本——不仅包括批评家研究的文本，而且包括人们处身其中的社会大文本——都具有特定的文化具体性，镶嵌着社会的物质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可以认识的，只是相对更准确的认识需要在对各种大小文本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基本的理论主张可以完整地表述为：历史的文本性，文本的历史性。这里如果我们把“历史”换成“文化”，那么我们能得到这样的论断：文化的文本性，文本的文化性。这种视文化和文本具有同一性的观点，实际上是和卡西尔的文化符号学对文化的界定是一致的，因为文本本身就是有机的符号系统。这种观点也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文学为整个文化符号系统中的一部分，认为“文学所指涉的是外部世界，所吸纳的是社会价值体系，所承载的是多重文化符号，因此文学的本质是其文化性。”[2]674在翻译文学的语境下，在这种视文学的本质特征为文化性的文化诗学观照下，我们不难理解，源文和译文都内含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元素。

　　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观照下的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从文学的接受和阐释角度来研究文学，特别强调“历史文本”与“过去的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这是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在文学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理论品质所在，而正是这种认识最符合翻译文学作品与源文学作品之间的实际情况。由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新历史”史观中得到启迪，使其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然后吸收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穿梭于文学文本内外进行综合的文化研究方法：一方面“沉降入细节”，考察译文对源文中的文化信息的理解与阐释——通过对比“还原”源文中的文化意蕴；另一方面从宏观上考察翻译文学与社会权力机制及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分析译文的形成和接受的文化原因以及译文与源文存在“变异”的原因。

　　（一）文化比较（关注对他者文化的理解和阐释）

　　因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基本批评策略立足于译文与源文的差异，所以这种批评特别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与误释。通过文化比较，不同程度地“重构”源文文本中的历史文化元素，这样既有助于“不可译”的文化元素得到阐释，也有助于不同文化元素的“译名统一”，还有助于对文学文本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

　　例如英美文学中的“milkyway”和中国文学中的“银河”的文化意象，以及“dragon”和“龙”的文化意象便是在翻译家们和翻译文学研究家们共同的努力下得到的全面地阐释。“milkyway”和”“银河”在天文学上它们是对等的词汇，但是在文学里它们的文化意象不同，前者出自于古希腊的神话，是聚居在奥林帕斯山的众神通往大地的“路”，而后者出自于中国民间神话故事，是分隔牛郎与织女的“河”；“dragon”和“龙”原本不是对应的词，只是后来的翻译——应该说是误释（误译）——使它们成为了对应词，但是它们的文化意象恰恰相互冲突，前者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具有邪恶的意象，而后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具有超人的力量和神圣的意象。因此，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可着力于研究经典文学译本，特别是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的经典文学译本中的文化理解和阐释，甚至可以编写诸如“英汉圣经文化词典”、“汉英红楼梦文化词典”、“汉英水浒传文化词典”等等，这样，很多不可译的文化元素便可得到阐释和传播，不仅使文化元素的译名得到了统一，而且也使它们具有了可译性，从而有助于中外文化的互识与互融。

　　从理论上来讲，对于任何文学作品特别是某一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读者无法在它的某一译本中了解它所包含的所有文化内涵，即使本民族的读者对本民族的经典文学的理解也是要通过一些文学批评才得以深入理解的，在这一点上，利弗威尔（AndreLefevere）的“折射理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利弗威尔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讨论中的古典作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它本身的折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系列的折射。从小学校使用的选集里的漫画或大学里使用的文集，到电影、电视连续剧，……到文学史的情节总结，到评论文章，……我们对古典作品的感受就是由一系列我们已经熟悉的折射累加在一起组成的。”[4]101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犹如一般文学批评、一般文学史一样可对源作进行解读与阐释使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只不过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往往要从翻译文学的文本中找到突破口，找到命题。例如，作为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一个重要的职责便是对文本中出现的文化误读、误释现象进行研究和阐述。如人们对中译本《鲁拜集》及其他版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很多学者对海亚姆及其诗歌进行过误读和误释，在中国研究者的视野中海亚姆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无神论诗人、恋酒诗人，而波斯诗歌则大都是“美酒+美女”的艳丽爱情诗。实际上海亚姆是一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诗人，即苏菲派诗人，而诗中的美酒和美女则是苏菲诗人习惯采用的隐喻方式。这里误读和误释主要是由于对伊斯兰教文化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大多数中译本译自英译者费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而这个英译本由于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出现了不少误读和误释[5]。很明显，通过这样的文化批评，我们对《鲁拜集》中的历史文化元素便有了更加准确、更加深入的了解。

　　（二）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互动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要求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特别重视考察译文中出现“误差”的原因，往往追溯到文学翻译活动中译者——也可理解为阐释者——所处的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考察研究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一致，既探讨翻译文学生成的环境，又探究翻译文学对文化构建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首先，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关注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例如考察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的生成环境，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制约很明显。近代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和《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对于社会变革的重要性，鲜明地体认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思想，由此促进了近代对西方小说的大量译介。其次，建国后的50—70年代社会权力机制和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生成的制约表现得也突出，那时中国刚建立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了自身的建设和巩固以及由于当时思想的“左倾”，新中国从苏联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概念，而后执行了所谓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文学批评标准，这些意识形态决定了那一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是译介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以及其他国家一些揭露资产阶级黑暗的现实主义文学。

　　其次，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也包括考察研究翻译文学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塑造，即考察翻译文学怎样参与了构建新文化。此类的文化批评实际上是考察对翻译文学接受的效果。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构建与中国二十世纪初大量译介西方小说密切相关。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五四”新文化干将鲁迅，因为他的思想和他的创作“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6]8，而他特别热衷于林纾的翻译文学，“只要他（指林纾——引者注）印出一部，来到东京，（鲁迅）便一定跑到神田的中国书林，去把它买来……”[4]71。即使到当代，翻译文学影响还是很大。当代先锋派小说家余华曾感言“像我们这一代的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该归功于那群翻译家……”[6]8。上文提到的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对无产阶级文学大量的译介实际上也构建了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和文化思潮，对改革开放前全国人民政治激情的催生作用不可低估。

　　（三）译者主体性研究

　　如果说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文化比较主要基于文本的批评，文化互动研究主要基于翻译活动的批评，那么译者的主体性研究则主要基于译者个人的批评。这三种批评方式立足点各不一样，只有囊括了这三种批评方式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才是完整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作为翻译文学文化批评的一种方式，译者的主体性研究认为任何译者都是文化的产物，他们对源作的选择和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具有文化意义。

　　译者对源作的选择往往和时代的文化精神分不开。例如近代梁启超倡导并身体力行翻译政治小说，一方面是他个人政治改良信念的体现，另一方面更是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需要政治变革的时代特征；林纾对源作选择的盲目性一方面反映了他个人及当时国人对外国文学的有限认识，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对异域文学文化渴求的时代精神；后来抗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时代主旋律和建国初期“政治第一”的时代精神都体现在人们对源作的选择之中。到了当代，翻译家们在选择源作时更多的是反映中外文学文化交流不断深入的时代特征，如季羡林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丰子恺翻译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等。

　　译者的翻译策略可分成“归化”和“异化”两种，归化是译者迁就译入语文化的表现，而异化表现出译者对源语文化的尊重。《红楼梦》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杨宪益、戴乃迭的ADreamofRedMansions和霍克思（DavidHawkes）的TheStoryoftheStone两个《红楼梦》英译本，引起了不少讨论。张南峰比较了两个译本的翻译策略[7]，向我们展示了两译本中的文化改写。他认为“这两个译本是在不同的文化里为不同的目的而制作的，受不同的规范支配……”，霍克思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可接受性——“归化”，而杨宪益的翻译策略倾向于充分性——“异化”，两个译本实质上都是译者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对原文进行的“改写”，特别是霍克斯译本“改写”更为明显。他不仅改写了源文中的性描写而且改写了贾雨村和焦大的人物形象。这实际上改写了源文中体现的中国文化，因为源文中对性的保守地描写是真实地再现了传统中国主流文化对性的保守甚至忌讳；源文中贾雨村受谴责是真实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及天下”的人格；源文中焦大受到了同情是真实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忠”、“仁”、“义”等文化内涵。

　　三、总结

　　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研究，有利于不同文化间的互识、互动及互融。参照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翻译文学的文化批评应以“差异”、“社会环境”和“译者主体性”等为切入点，关注文化交流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关注译本中的“误读”和“误释”现象，以比较和阐释的方式“还原”源文中的历史文化元素，因此有利于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有利于世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关注译本的形成和影响，以事实为基础阐释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互动和互融规律，它使人们能深刻地感知到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碰撞和融合现象，最终使人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有理性的认识并作出明智的选择。例如，《迦因小传》在译入我国时最初的译本不是全译本，而且内容改动很大，后来林纾的全译本相对来说更忠于源文，但是当时人们却偏爱于最初的节译本而批判林纾的译本，究其原因是节译本“迎合”了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全译本“违背”了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今天看来，这两种译本都有它们自身的价值。节译本起着先导作用，引导当时的人们把目光投向于异域文学文化，而全译本因为“更忠实”，所以能让人们看到更加真实的异域文学文化，特别是西方的道德文化。通过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我们一方面可以对译作中的“忠实性”有更理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到启迪：根据译入语的社会环境和翻译的目的，我们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

　　本文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具有鲜明的翻译文学学科意识，是从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展开的：（1）关注翻译文学文本中文化“误读”、“误释”；（2）关注翻译事件中的文化互动；（3）关注译者的主体性。这样的翻译文学文化批评无疑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充实更多的史料，使进入翻译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作品、翻译家和翻译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经典意义和历史价值，同时使翻译文学史发挥不同于一般文学翻译史和外国文学史的价值，能成为真正的文学文化交流史和文学文化互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