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历史论文3600字_古代文学历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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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学历史论文3600字(一)：宋玉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贡献论文

　　摘要战国后期著名的文学家宋玉当生在屈原之后，出身贫寒，在仕途发展上一直不顺利，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硕果累累，在古代文坛的地位十分重要，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战国时期；宋玉；文学

　　宋玉，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后世常将他与屈原并称为“屈宋”，宋玉在赋体文学上的成就可谓是空前绝后，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近代因种种原因，宋玉的人品为人受质疑，事实上，宋玉常常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君主劝百讽一、托物讽谏，希望可以达到政治清明，长治久安的目的。此外，宋玉还首创了悲秋的文学主题，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女性大胆描写的作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文坛风流，仕途落寞

　　宋玉，约生活在公元前298年—前222年左右，又名子渊，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艺术成就极高，与同时期杰出楚辞作家屈原齐名，被后世并称为“屈宋”。尽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地位，但关于宋玉的文献记载极少，无论是生卒年月，还是仕途履历，都莫衷一是。关于宋玉较早的史料记载，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虽不过寥寥数语，但因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因此这段简略的记述，也成为后人评价宋玉的主要依据[1]35。西汉韩婴所著《韩诗外传》中记载了宋玉因其友而见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而西汉经学家刘向在其编撰的《新序》一书中，也认为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东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习凿齿在其所撰写的人物志《襄阳耆旧记》中记载宋玉“始事屈原，原旣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景差惧其胜己，言之於王，王以为小臣”。虽然宋玉的生平已不可以考，但从上面为数不多的记述中，仍然可以看出宋玉出身低微，虽然儒雅风流，长于词赋、通晓音律，却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充其量只能说是楚襄王身边一个没有什么实权的文学侍臣。而在楚考烈王继位后，宋玉更是遭到冷遇，被免除了一切职务，被放逐到他的赐地云梦之田，从此终生落魄，生活得异常艰辛，甚至无衣裘以御冬兮。数年后，秦兵灭楚，宋玉也在兵荒马乱中悄无声息地死去。虽然生前潦倒，死后寂寞，但宋玉却在文学上有极高的成就，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留下的作品约有16篇，分别是《九辩》、《招魂》、《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在宋玉之前，屈原以情入诗，使楚辞形成一种固定的文学形式，而宋玉在此基础上，创出一种韵散结合，属于文而不同于诗的赋体文学，并开大赋之先河，打破了楚辞与诗经原有的形式。南北朝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勰，在其文学批评著述《文心雕龙》中，将宋玉与屈原相提并论，认为“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赋体文学的发展，在汉代时达到顶峰，竞相模仿者无数，如汉代汉赋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在其《子虚赋》、《上林赋》等散体赋中，其结构、内容、表现手法上，皆有不同程度借鉴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如都采取上、下两篇，首、中、尾三段式的结构，而《美人赋》则模拟了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主客问答体式。著名楚辞学者吴广平先生认为，汉代所有的辞赋作家，似无一人从整体上超过宋玉；也无一人，像宋玉那样对后世产生那么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宋玉在赋体文学上的成就可谓是空前绝后。而到了唐宋，唐诗宋词中大量出现宋玉作品中的典故，如《登徒子好色赋》中东家之女，李白的诗中便曾出现“扬清歌、发皓齿，北方佳人东邻子”。《高唐》赋中的朝云暮雨也时有出现，如“一枝浓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来如春梦不如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只恐使君前世是襄王”，“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等等诗句[2]20。而宋玉这个名字也频频被诗人们提起，“何事荆台百万家、惟教宋玉擅才华”；“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妙手写徽真，水翦双眸点绛唇。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露墙头一半身”；唐宋时咏宋玉的诗作，甚至已经超过了屈原，宋玉的文学影响力在这一时期达到巅峰。

　　二、托物讽谏的文学思想

　　明代开始，朱熹视宋玉为礼法之罪人，认为宋赋为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对宋玉的人格持否定态度。而近代郭沫若在写《屈原》时，也将宋玉定位为没有骨气的文人，认为他只是想官更高、禄更厚而已。事实上，宋玉所处的时代，楚国已经衰败不堪、岌岌可危，一直挣扎在存亡的边缘，宋玉尽管只是个出身低微的文学侍从，出于种种客观因素不能如屈原般对楚王直谏，却通过自己的作品劝百讽一、托物讽谏。如在《钓赋》中，宋玉用钓鱼这一极其平常的活动，形象地向楚襄王说明，历代昔尧、舜、汤、禹这样的明君，皆是以圣贤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方能以四海为池，万民为鱼，使得天下归心，而夏桀、商纣这样昏庸残暴、不懂为君之道的暴君，只能使竿折轮绝，饵坠钩决，波涌鱼失。宋玉借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委婉地向楚襄王阐述了深邃的治国之道，即：“王若建尧、舜之洪竿，摅禹、汤之修纶，投之于渎，视之于海，漫漫群生，孰非吾有？”宋玉精通音乐，其所著的《笛赋》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描写音乐的咏物赋。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郑声作为俗乐的代表受到许多国家统治者的喜爱，但这与儒家所提倡的雅乐背道而驰，孔子就曾说过恶郑声之乱雅乐，认为这种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郑声有涉于淫。宋玉在《笛赋》中认为“夫奇曲雅乐，所以禁淫也”；而正是北里这样的靡靡之音，最终导致了殷商的覆灭，是以“檀卿刺郑声，周人伤北里也”。君主若要为世保兮，绝郑之遗，要远离这样的腐朽淫靡的音乐文化，方能嘉乐悠长，俟贤士兮；鹿鸣萋萋，思我友兮，为国家招揽贤士。在《高唐赋》中，宋玉在向楚襄王讲述楚王与巫山女神梦中相会的故事时，劝谏君王，若要见到神女，除了必先斋戒，差时择日，更要“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奉劝君主以天下人为念，为国家的祸福而忧虑，多任用人才，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可以说“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这十二个字，是宋玉兴国方略的具体体现[3]35。他希望通过这样的劝谏使君王警醒，以达到政治清明，长治久安的目的。

　　《九辩》是宋玉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在创作这部作品时，宋玉已经到了“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的地步，但却依然保持着高尚的情操，“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宁可永远贫穷也要保持情操，决不为饱食和暖衣而做有失道义的事。虽然失职见疏、穷困潦倒，国家依然在他心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被贬多年，远离朝堂，使他对于社会的黑暗面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对国家的担心远远多于自己的关心。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他担心小人高升，而君主正远离有贤能的人，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小人以私害国，担心国家会因此崩溃，卒廱蔽此浮云，下暗漠而无光。天地似乎都已经被浮云遮住，导致下界昏暗无光[4]51。在乱世中，他只希望能够等到君主的醒悟，想亲自去见君主、游说君主，却无法可想、无路可去。愿自往而径游兮，路壅绝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只能将愿望寄托在流星上，愿寄言夫流星兮，羌儵忽而难当，只能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希望依靠着皇天的厚德，保佑楚王永远安然无恙。除了忧国忧民的思想之外，《九辩》的艺术性也极高，在其开篇，宋玉便接连用了十多个排句，形象地描绘了远行凄怆的情绪和萧瑟落寞的秋景，通过感叹秋风、秋叶、秋雨、秋月等景色，在秋燕、秋蝉、秋雁等动物身上赋予了人的感情，将感情与自然巧妙地融合，表达了宋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情绪，首创了悲秋的文学主题。之后千百年，悲秋这一主题在文人学士的笔下不断地被重复[5]63。宋玉还塑造了许多不同形象的女性，根据各自身份地位的不同，赋以不同的神韵，让这些女性形象各有千秋、无一雷同，堪称一绝。比如他描写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将个一笑便能惑阳城、迷下蔡的东家之子刻画得栩栩如生。采商之女是华色含光、体美容治、含笑微喜，窥视流眄，其楚楚动人、娇羞扭捏的神态一览无余。而神女则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观。眉联娟以蛾扬兮，朱唇的其若丹。素质干之酰实兮，志解泰而体闲。赋予了神女温乎如莹、湿润如玉、飘逸高雅的气质[6]47。应该说，宋玉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对女性大胆描写的作家，对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代文学历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逻辑与文脉谱系论文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只有短短三十年，但它既与整个古代文学相贯通，也与整个世界文学相关联，而同时连接古代与西方恰恰是其最独特的、最有价值之处，还原这一历史逻辑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文学深厚的传统与强大的活力。在此基础上，文学史、学术史与编年史成为建构现代文学文脉谱系的三个互相勾连的重要环节：文学史的书写需要学术史的指引，二者都离不开编年史对历史细节的客观记录，而编年史的呈现又需要文学史发展的眼光。无论是还原历史逻辑还是建构文脉谱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应该坚守着立足当下的精神品格。

　　关键词：历史逻辑；文脉谱系；当下语境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交汇点上生发起来的，它的历史逻辑始终包含两个层面，一面是与传统文学无法割裂的关联，一面是与外国文学不断深入的交流，而同时连接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最独特、最有价值之处。如果用一个坐标系代表中国文学的时空发展，纵坐标意味着时间上从古到今，横坐标意味着空间上从中到外，那么现代文学恰好处在两个坐标轴的交汇点上，彻底的、大规模的古今碰撞与中外交流集中发生于现代文学时期，使之成为时空交汇的历史“原点”。而这样激烈的时空碰撞也为现代文学带来了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丰富的文学细节，因此，还原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建构现代文学的文脉谱系就具有了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史、学术史和编年史构成了三个相互勾连的关键环节：文学史的书写需要学术史的指引，二者都离不开编年史对历史细节的客观记录，而编年史的呈现又需要文学史发展的眼光。无论是历史逻辑的还原还是文脉谱系建构，现代文学研究都离不开对当下语境的考量，如何适应新的学术环境与历史环节，如何以文学文化介入当下的社会发展与国家战略，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还原历史逻辑

　　在几千年中国文学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现代文学仅仅三十年，短暂到几乎就是历史的一瞬间，相比较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相比较唐宋元明清等动辄几百年的文学史分期，现代文学三十年同样是毫不起眼的片段截取。但正是这短暂的一瞬、这毫不起眼的片段，彻底转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路径，推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一面是在与传统的对抗中继承传统，一面是在对西方的接纳中审视西方。

　　激烈地反传统，却又离不开传统。新文化运动时期盛行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已经被写入各类教材、读本，但是当我们仔细翻阅“五四”时期参与批孔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论著时，会发现这些论著中并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只有胡适提过“打孔家店”这样类似的说法。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①然而此“打孔家店”不知从何时开始被改成了“打倒孔家店”，流传于世。实际上“打”或“打倒”无非只是程度问题，这一口号的提出从本质上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猛烈态度。“孔夫子”一夜之间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在孔子的家乡曲阜甚至还上演了《子见南子》这样一部新女性与孔子大加辩论的“反动”独幕剧，可见，当时批孔、反传统的态势是相当猛烈的。但正是提出“打孔家店”这一口号的胡适却曾亲口说过“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②甚至到了晚年之后，胡适“圣人”不离口，对孔子称谓“老祖宗”，认为“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③

　　传统之所以为传统，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它已经渗透入人们的生活、心理等多个层面，不可能一经反叛就立刻消失。曹禺自幼酷爱京剧艺术，曾先后登台演过《走雪山》《打渔杀家》《打棍出箱》等多个京剧剧目。曹禺自己曾说：“我对戏剧发生兴趣，就是从小时候开始，我从小就有许多机会看戏，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我记得家里有一套《戏考》，我读《戏考》读得很熟，一折一折的京戏，读起来很有味道。”④吴祖光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懂得我和曹禺等人对传统京剧的深刻理解，就不懂得我们的现代话剧创作。吴祖光的这句话，对我们具体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启发。“五四”以后，在我国诞生的现代话剧主要采用以易卜生为代表的近代剧的表现形式。这种戏剧结构强调时间和地点的高度集中，不少故事情节不在舞台上直接表现，而用大段说白交代。深受传统京剧影响的曹禺并不这样处理戏剧结构，他有意识地加强戏剧场面的穿插，善于通过明朗的人物语言和行为揭示人物的心灵。比如在《雷雨》中，他不采用大段冗长的旁白来介绍复杂的人物关系，而是通过鲁贵和四凤要钱这样一个场景向观众说明故事发生的背景，同时直观地呈现人物性格。在这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场面中，曹禺还穿插了周冲找四凤、大海找董事长这两个小场面，即使场面富有变化，增加了悬念，又在次要的戏剧矛盾中引出其他人物。

　　热情地讴歌西方，同时也坚持民族立场。新文学作家几乎人人都是外国文学的翻译家。那代人对外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介绍，从俄罗斯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从东欧到北欧，从南美到北美，从日本到印度，几乎无所不包；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郑振铎、许地山、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林语堂、李劼人、瞿秋白、田汉等等，几乎人人都有专门的系统的翻译和介绍的领地；当时几乎所有重要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世界各国一些经典的文学名著，文化和理论的重要著作，都是从这时起系统地源源不断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再是封闭的、自我循环的，而是确立了向西方开放的机制，建立了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平台。西方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资源，更加是中国文学变革的参照。郁达夫曾总结“五四”新文学的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五四”的一役，而打破了中国文学上传统的锁国主义；自此以后，中国文学便接上了世界文学的洪流，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枝一叶了。”①值得思考的是，无论如何讴歌西方，以西方为师，自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强国理念普遍存在集体主义的民族观念，如康有为提倡“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要“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要“保圣教之不失”；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在深入剖析国民性的前提下，提出建立具有独立与自由、有责任、有道德、有文化、有体力的现代国民的理想形象。直到鲁迅、老舍等人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书写，始终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审视西方。

　　正如陈寅恪所说“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申报了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京派”是活跃于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一个文学流派，从“京派”到“大京派”，体现的是大文学观、大文化观的内在要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走向更加广阔的空间与视野，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大文学、大文化的观念，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要在这样的背景下走向世界，势必要突破一时一地或者某几个作家、某几部作品的限制，在更加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重新整合中国文学。这种大文学、大文化的观念也为从“京派”到“大京派”提供了依据和指向。“大京派”的学术构想是一个全新的设计，无论是国家建设的战略需求，还是大文学、大文化建构的内在要旨，都与“大京派”的学术构想产生了必然联系。

　　在全球化发展日益深入的语境下，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要义。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说，孔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仁爱思想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那么鲁迅是否重要呢？鲁迅以批判当下中国人的种种劣根性为使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传统。自近代社会中国卷入世界文化发展潮流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交流越来越深入，越来越频繁，如何在世界面前呈现中国形象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宏大命题。我始终坚持，在全世界面前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与悠久传统固然重要，但敢于毫无保留地批判民族劣根性同样是必要的。既颂扬，又批判，才能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真实与真诚，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表达自我。

　　【作者简介】刘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马工程“20世纪中国文学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在《新华文摘》《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东吴学术》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著作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