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经典论文3900字_中国文学经典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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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经典论文3900字(一)：中国文学生态的权力结构与文学经典的生成论文

　　文学经典的“文化权力”问题首先起于比较文学，涉及种族、地域、性别、殖民、古今等诸多领域。“文化权力”给出了考察文学、文学经典、文学史等问题全新的角度，以之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众多与经典相关的文学史事件、文学现象，就会产生很多文化研究的特别意义。

　　一、权力结构

　　文学，看似只是一个艺术问题，但由于它对社会生活广泛的包容性，自然也就无法超然于世事之外。因此，文学经典问题不可能在“纯粹”的、理想化的艺术言说场域中进行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经典鲜明地呈现着中国文化生态，在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言说场域中，有三种文化权力共同影响着经典的生成。

　　首先是政治的主导权。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作为两个独立学科成立的前因便始于政治的介入，当下将两者整合的意图渐成共识则源于社会政治强制介入的减弱，由是可见社会政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言说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这种主导性更多地体现为对于言说空间的框定，强烈时是对言说界限、方向、方式、基调的全方位的限定，等于不给言说空间；温和时则只作或界限或基调的局部限定。具体到经典的生成，“样板戏”的经典化就是最典型的个案。首先，通过“会议纪要”方式全面否定中外、古今（包括十七年）一切文学，为“样板”的生成构筑评价机制，拓开存在空间；以政府公告形式先后公布三批所谓“样板”；以中央政府行政命令要求全国各级文艺团体学习和表演。社会政治在这个过程中起了绝对主导的作用，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窥视到这样的主导背后其文化统治的意图。其实任何文化政策背后都有文化统治意图在作基础支撑，只是“手法”的优劣差异，给予的言说空间不一罢了。

　　再者是学者的阐释、叙述权。对文学作品作怎样的阐释及如何在文学史中加以叙述，在经典的生成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可小觑的权力，而完成这些工作的是相关学者。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自其发生就相应出现，相关的文学史叙述不久也渐次出现。“鲁、郭、茅、巴、老、曹”经典作家叙述口径在文革前逐渐形成，而在文革后又重新被确认。学者在获得话语空间后并没有停留于此，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作家热度飙升，在阐释、叙述中已经逼近甚至超越原来的六大家。钱理群、王一川干脆对现当代作家作重新排名，也突显出学者权力的直接。学者在构建经典的过程中，以其文学价值立场取舍，终免不了文化上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当然，各异的文化资源也会催生出不同的“启蒙”论调，有诸如人性、自由、平等等相对普适的言说资本，也有与中国文学语境相对较远的旗号。

　　还有就是读者的选择权。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工具、研究对象，但其最主要的功能与价值还在于被阅读。当然，文学也可以没有读者，但要成为经典，必然是在广泛认可的前提下的。所以，在经典生成过程中读者也必然拥有其独特权力——对作品的选择权（当然这种权力的体现是非个体的）。是行政权力指定经典也好，学者阐释、叙述以框定经典也罢，读者最终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往往不受这界限所累。即如时下盛行的网络文学（当然，网络文学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尚不能纳入经典的言说界域内），显然所拥有的读者常常远胜已被“界定”的经典。读者阅读虽各存动因，但在当下消费文化盛行之时，文学作品作为消费品的特征愈发鲜明。这种作为消费品的文学与其他流行艺术一样以满足消费者——读者需求为要务，而当下艺术消费的主体是娱乐性消费，这就自然地催生出娱乐性文学。为“经典”的落寞而痛心疾首只怕也只能是一相情愿了。

　　二、权力关系

　　三种权力是共生的文学生态，彼此之间也就不可避免会产生关联。由于三种权力状态的非恒定性，就决定了三者的关系也总在变化之中，下面就影响经典生成与否的三种关系加以剖析。

　　在中国当代文学生态中三种权力之间是明显的“影响”关系，即政治主导权影响阐释、叙述权，阐释、叙述权影响选择权。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生存机制与空间的不健全，当代学者们在从事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常常不得不受到政治主导权的直接辖制；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不健全，学者们在从事文学的阐释与叙述工作时，又常常主动迎合政治主导权的影响。而学者在阐释与叙述时，是以专家姿态出现的，这就势必对读者评判和选择产生牵引，发生影响。比如鲁迅，虽然到目前为止当代的任何历史阶段都将之列为经典作家，但其“经典”的实质却是不相一致的。官方的政治主导长期突显其“斗”的精神，与之相应的是教材（尤其是中小学教材）在选编和阐释中也围绕“斗”字展开，于是读者接受的也是一个好“斗”的鲁迅。当“与……斗其乐无穷”的时代过后，政治直接干预阐释的力度式微，学者未能及时匡正教材的编选与阐释，接受好“斗”鲁迅的教育工作者继续老路，引起的是对鲁迅的反感与厌倦。

　　如果说影响是种被动式联系，那么，“依存”则是一种主动式联系。依存表明一种潜在的结构关系，即读者选择是学者阐释、叙述的基础，而学者的阐释、叙述又是社会政治主导的基础。于是，文学史叙述的变化也随之而来，现代文学著史先行者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中几乎只字不提通俗文学，其弟子钱理群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则每个阶段都设专门章节来谈通俗文学、通俗作家、通俗作品。客观上，这样的叙述反映了读者的选择，对通俗经典合法性确认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社会政治要将其主导权向社会呈现时，也必须依靠学者的阐释、叙述来建立或点缀其合法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与文学相关的批判、批斗，真正产生舆论围剿作用的是学者和所谓学者们笔下的“棒子”，政治权力借着这些“棒子”取消了许多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的历史地位。

　　如果说影响与依存是三种权力在相同言说语境下常见关系的话，那么，当三者的言说语境各异，缺乏“共识”时，就会呈现出“错位”关系。时下的文化生态，三种文化权力虽偶有附和之声，但所着力点其实是大相径庭的，以至各唱各调，各行其是。政治主导权依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动机而主张高扬“主旋律”，于是，“五个一”工程里一批颂盛世、唱明君的作品获了奖。部分学者坚守着精英文化立场，试图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和叙述来介入社会、影响读者，但总难免被巨大的“后现代”狂欢声浪所淹没；更多的所谓学者则或因“义气”或因“利益”而忙于推荐、吹捧一些所谓的当代“经典”。读者则依循自己的需要，经典也好，不经典也罢，“我”喜欢就好，开心就好。可以或严肃或娱乐或消遣地阅读，也可以干脆不阅读。在这里，政治意志、学者意志与读者意志鲜有交集，互不影响。因此，严格说来在“错位”的当下只会产生“没有共识”的“经典”。

　　三、权力延迭

　　如果说三种身份对应的三种文化权力具有某种稳定性，那么，权力的效力却是具有时间性特征。这种时效性并不是绝对的此时此效，有些效力却是此时彼效或彼时此效。20世纪是一个无论内容或是节奏变幻都异常迅猛的时代，这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也无法逃脱这样一种状态。变幻的本质是宣告某种权力结构效力的消解，当然，消解的同时也是一种新权力结构的生成。

　　第一，历时性遗忘。经典化的过程就是历史化的进程。当过去转变为历史，成为一种可叙述的对象时，它必定是经过了沉淀与淘洗，必然是一个简单化过程。与历史一样，经典的生成也有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遗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本芜杂无序的枝蔓逐渐被淡化，主干的线条慢慢清晰。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它有客观历时性遗忘与主观选择性遗忘两个部分。客观历时性遗忘是一个自然过程，包括文学在内的任何事物都必然具有这样的自在状态。无论是官方某一政治语境下的经典、学者某一文化阶段鼓吹的经典，还是读者某一消费热潮抢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部分会被“遗忘”。但文学又并非一个全然的自在状态，人的主观介入也常常发生效力。文革封存图书馆，社会上只有被删改的鲁迅与样板戏（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是试图以某种意志来选择记忆，强制遗忘。可能没有一次努力能绝对 传》曰：黍稷馨香。凡香之属，皆从香。”可见，香最初指的是谷类、粮食的味道。除祭祀神灵外，文学作品中也同样有对生活用香的描写，如《诗经.采葛》：“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鸡初鸣，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可见，采集香药、佩戴香囊等生活用香逐渐普及，人们开始将品类丰富的芳香植物用于不同领域。

　　春秋战国时期，以楚人为代表的人们对香有了进一步认识，香逐渐从谷类、粮食的味道扩展到事物的香味以及用以比喻人的德行高尚。如《尚书.君陈》：“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但真正将香高洁美好的含义引入文学中的是楚国的诗人屈原。《楚辞》中经常提到佩香、赠香，借植物来寄托感情。如《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中记叙了用桂木做栋梁，用木兰做屋橼，用辛夷和白芷点缀门楣等。《楚辞》中多用芳香草木比喻高洁的品性，表达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如《九章》：“揽大薄之芳茝兮，搴长洲之宿莽。”“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屈原不露痕迹地将人性的光辉融入自然，香的品味也随之升华在一种自然美的文化境界中。

　　西汉时期，我国的香文化初步形成。汉武帝信奉道教神仙，采用薰香、浴香作为祭礼；东汉时期佛教传入，焚香大大兴盛。但文学作品中对香的描写仍继承先秦吟咏香草的传统，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写“云梦泽”的胜景，展现出一个遍地奇芳的香世界。《美人赋》中描写闺阁中的香：“芳香芬烈，黼帐高张。”东汉后期的诗歌散文中也出现了咏香佳作，如《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孔雀东南飞》：“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

　　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香风气扩展到文人阶层，此时写香作品显著增加且内容丰富。如曹植《妾薄命行》中写舞女饰香：“御巾粉君傍，中有霍纳都梁。鸡舌五味杂香。”吴均《行路难》中写熏香情致：“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王筠《行路难》中用香寄予情思：“已缫一茧催衣缕，复捣百和薰衣香。”无论香料、香草还是用于熏香的各种香炉，无论香制品还是作为佩饰、香囊，香都步入了文化殿堂，而文人的妙物情思也使香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唐代以来，香文化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唐代的香种类丰富，用途广泛，成为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元素。无论读书办公，抚琴品若，府衙升堂，参禅论道，吟诗作赋，婚礼寿宴，香都是必需品。在众多文人笔下，香成为了诗歌中表情达意的典型意象，如杜甫《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中写朝堂熏香的场景：“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王维《饭覆釜山僧》中写红袖添香的闲情雅趣：“藉草饭松屑，焚香看道书。”李白《清平调》中用香比喻杨妃的国色天姿：“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刘禹锡《更衣曲》中用香境象征爱情的浓情蜜意：“博山炯炯吐香雾，红烛引至更衣处。”唐代文人通过大量香花香料的描写，熏香焚香意象的摄入，更深入更广泛地表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景象以及诗人的内心世界，极大地拓展了唐诗的题材与内蕴。

　　宋代是香文化的鼎盛阶段，这一时期的香扩展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在文人阶层盛行。他们不仅喜欢用香，还收集香方、采购香药、研究制香，如苏洵《香》中写制香：“捣麝筛檀入范模，润分薇露合雞苏。一丝吐出青烟细，半炷烧成玉筋粗。轩窗几席随宜用，不待高擎鹊尾炉。”这一时期众多香文化著作面世，如北宋丁谓的《天香传》、陈敬的《陈氏香谱》；咏香词作也达到历史高峰，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全宋词》中共有6491句词句带有“香”字，出现频率排在字频表第13位。不同词作中香意象的文化内涵、审美情趣、意境构成迥然不同，如温庭筠《菩萨蛮》中绮怨的暖香：“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李清照《孤雁儿》中思念的幽香：“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姜夔《念奴娇》中清寒的冷香：“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香文化的高度发展影响着文人的审美情怀，文人品香、写香也丰富了香的内涵。

　　元明时期的香文化基本沿袭唐宋，没有显著的发展。但明代出现了一些香文化著作，较为突出的是周嘉胄的《香乘》。清代，香文化趋于没落，但少数士大夫家中仍保留着合香、焚香的习俗。如曹雪芹《红楼梦》中香文化贯穿始末，不仅在章回题名、人名楼名、诗词中填香，对香品、香具、用香的描写丰富具体，同时通过不同香塑造不同气质品性的人物形象，如贾宝玉的“暖香”、薛宝钗的“冷香”、林黛玉的“幽香”、王熙凤的“辛香”、秦可卿的“甜香”，可谓闻香识人，别具一格。

　　晚清至近代，我国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香文化进入了较为艰难的时期。持续的动荡极大影响了香药贸易、香品制作以及人们的熏香情致，曾经推动香文化发展的文人阶层也不再有用香的习惯，那些融入书斋琴房的香渐行渐远，失去了美化生活、陶冶性情的内涵，只作为祭祀的仪式保留在庙宇神坛中。

　　到了现代，香文化跨越历史的长河，重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在知香、乐香人们的热爱与珍惜中，在学界学者的研究与著述中，香文化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

　　作者简介：谢怡影（1997—），女，汉族，河南郑州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5级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在读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