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论文（共2篇）

　　导读：新闻传播学论文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也都是会觉得特别难的，而且不同的专业论文写作也都是会有着不同的要求的，所以在写作之前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本论文分类为传播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新闻传播学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我国新闻学博士招生自1984年启动至今，无论是在招生中引进和试行“申请—考核”制，还是在培养过程中强调学科前沿知识及增加过程性考核环节，都是为提高培养质量而做的有益尝试。在此基础上，提高招考机制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侧重对研究能力与 形象建构等的媒体责任进行了分析讨论。这部分研究为四类中出现时间最晚的，其论文平均发表年份为2016年。钟新等学者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合作传播的模式分析》中提出一带一路背景下主流媒体肩负媒体外交与媒体发展双重使命，國际合作传播有助于增强媒体外交功能，促进媒体发展。同时从人员合作、活动合作、内容合作、产业合作等方面提出国际合作传播模式构想。[4]

　　（4）对外报道与跨文化传播研究

　　这类研究主要为图中的#3、#4、#5和#8四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跨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实践路径，战略覆盖了中亚、南亚、西亚等地区，涉及官方语言达40余种，其提出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等理念，都包含了丰富的跨文化传播精神。在一带一路提出的倡议背景下，这类研究主要关注主流媒体的对外传播现状，包括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外国受众的信息接受差异、外国受众的接触渠道及对外传播的内容、策略分析，讨论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现实意义。如赵永华等学者则在《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一文中基于乔纳森·弗里德曼提出的文化认同维度理论，结合跨文化语境，提出了从物质需求和符号意义诉求层面入手，借助间性对话和文化传播“在地化”路径，挖掘沿线国家历史和文化记忆资源，构建起“一带一路”共同体，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5]

　　2.纵向梳理：“一带一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热点议题变迁

　　对“一带一路”研究发展阶段与热点议题变迁分析主要通过对关键词的演变展开。用Citespace对关键词进行统计，选取2013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中共词词频在前10%的关键词，将视图显示类型选择为TimeLine，节点类型选择为与中心性成比例的样式，经过整理绘制形成了“一带一路”研究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图谱（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4年。此阶段既是该领域研究的起始阶段，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集中回溯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早期的民间交流上。从“一带一路”的源起（丝绸之路）、早期的文化交流（民间文学、故事）、“一带一路”的今生（丝绸之路经济带），逐渐转向对“一带一路”传播中传播媒介（广播电视、媒体）、传播的参与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的研究

　　第二阶段：2015-2017年。经过两年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取得显著成就，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媒体以更加多元的方式参与到此过程中来。这一时期是该领域研究的井喷期，研究重点之一是国际传播（对外传播、文化交流），并且承袭对传统媒体的研究（电视媒体、广电媒体、纸媒），关注新媒体（社交媒体、网络媒体、融媒体），注重对不同视角的媒体分析（主流媒体、地方媒体、西方媒体）以及各媒体之间的交互（媒体合作）。另一重点是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探讨（创新、策略、报道框架、传播路径），以及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考（中国故事、传统节日、文化自信、孔子学院、品牌、影视剧）。在*********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思想下，探索传播者们如何依托“一带一路”战略，建设国家形象（沿线）。

　　第三阶段：2018年至今。6年以来，“一带一路”的发展逐渐迈向高质量发展，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也由面到点，由形式向本质转变。一方面，国家形象之下是城市形象的建设，中国故事之后是中国价值观；另一方面，该研究领域开始关注传播中的群体留学生以及各国人民之间民心相通。由此可见，国内“一带一路”的研究虽然发展时间短，但也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由个别到全面的研究。

　　四、“一带一路”研究者，研究机构及其合作网络

　　1.核心研究者和研究者分布

　　在2013-2019年“一带一路”研究的1133篇论文中，发表论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每人发表论文在4篇及以上，共占所有作者总发文量的1%；发表2篇及以上的作者共有91位，共占所有作者总发文量的8%。

　　根据文献计量学中用于衡量科学工作者的生产力的洛特卡定律，在某一个学科领域中，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N2，而写1篇论文作者的数量约占所有作者数量的60%。参考该定律，在本文的“一带一路”研究者中，发表了1篇论文的作者比例为92.0%，远高于定律中的60%；而发表了2篇和3篇论文的作者数量也远远低于洛特卡定律估计的261人和116人。这说明，新闻传播学“一带一路”研究的核心研究者群体规模较小，有92%的研究者仅发了1篇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论文。

　　2.研究者合作网络

　　（1）研究论文作者的合作

　　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共计58名研究者的合作关系进行可视化分析，显示58位研究者中仅存在6个合作关系。相互之间形成的关联较少，研究者多是以个体形式发文，缺少与其他研究者的合作和联系。仅有的一些合作基本以2-3人的小范围合作为主，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同时，合作关系中主要以同一高校或机构的师生合作形式居多，多向或跨机构进行学术交流合作的形式尚待补充。由此可见，在一带一路研究方面，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合作程度较低。

　　（2）研究机构合作

　　在研究机构方面，利用CiteSpace“Institution”功能（机构合作分析功能），可以分析在2013-2019年期间的1133篇论文中研究机构合作情况。中国传媒大学是发表论文数量最多的机构（包括各学院以及研究院）；其次是中国人民大学（包括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等）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前10个机构的发文量占所有研究样本的44%。

　　对于机构间的合作，大部分国内的学术机构之间是相对孤立的，机构间的合作比较薄弱，且部分为机构内部合作，机构外大部分的合作均为一次性的，几乎不存在合作网络。

　　五、结论与讨论

　　1.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对外传播”、“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国家形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6年来新闻传播学“一带一路”研究出现的高频词，其旨在借助国际传播的研究框架，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价值理念迈向世界。通过聚类分析发现，目前的研究视角可以归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新闻叙事策略研究”、“中外传播话语对比分析研究”、“主流媒体的话语控制与媒介责任研究”、“对外报道与跨文化研究”等四个方面。

　　通过纵向梳理，“一带一路”研究的发展阶段和热点议题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13-2014年是起始阶段，研究聚焦在回溯丝绸之路的历史与早期的民间交流上；第二阶段是2015年-2017年，这一阶段的研究开始关注新媒体与“一带一路”的互动，注重对不同视角的媒体分析以及各媒体之间的合作，另一重点是对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探讨以及对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思考；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该阶段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呈现出一种从宏观叙事走向个体关怀的趋势，开始关注传播中的留学生以及各国人民之间的民心相通和互动。

　　从学术共同体的角度来看，舆论研究的核心研究者规模较小，有92%的研究者在6年间仅发了1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稳定的合作群体不多，尚未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机构间的合作也较薄弱。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来自新闻传播学领域的“一带一路”研究者应该加大合作力度，特别是跨机构、跨学科的合作，以吸收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促进不同研究取向之间的学术交流。

　　2.研究不足

　　本研究中数据收集是关键一环，而其中使用的检索方式尤为重要，但目前的检索方式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可能性。此外，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进行可视化分析主要从宏观视角入手，但具体到每篇相关文献时，对文献全文内容关注不足，有待后续研究在进一步拓展数据的基础上，与传统的文献综述方法结合起来，去深挖数据背后深刻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