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论文（共2篇）

　　导读：传播学史论文怎么写？对于现在的很多初次写作的作者来说，也总是会觉得自己比较迷茫的，而论文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也都是比较繁琐的，本论文分类为传播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传播学史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

　　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97）传播学的诞生不到百年，但人类的传播活动却源远流长。一个年轻学科的成长需要多种力量来推动，其中两种力量必不可少：一是具有关注现实的创新勇气，能够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理论体系；二是具有回望历史的反思精神，能够从人类思想的矿脉中寻找、积淀学科的内涵。而传播学术史不仅能为传播学研究提供第二种力量，而且也是第一种力量的主要来源，因为，理解和解释当前社会实际上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一切关注现实的创新均摆脱不了对历史的关怀。正如米尔斯所说：“要想理解小环境大结构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理解在这些有限环境中起重要影响的大事，我们就得处理历史资料。……这就要求我们把社会科学看作一门历史科学，并付诸实践。……如果不运用历史资料，我们就别指望能理解任何一个单个的社会，即便是把它作为一个静态的事务来看待。任何一个社会的表象都具有其历史特殊性。”[1]（P160）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对传播学术史这一领域重视程度不够，不仅研究成果偏少，而且在方法和路径上不得要领，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不足以为学科的理论创新提供帮助。这种情形需要得到扭转。

　　近读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颇有启发。该书理清了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复杂的学术关系；更精辟地论述了美国传播学诞生过程中，知识生产背后的意识形态企图，使笔者对传播学术史研究方法和路径选择有了许多新思考，特别想对该书作一些回应与评价。

　　一、传播学术史应当破除历史“神话”

　　一个时代的主流思想和历史叙事，是由一系列的概念和逻辑构成的。这些概念和逻辑，限制了当时人们思考问题的模式和框架。中国历史原本与西方历史有着不同的书写逻辑，但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一些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科学、资本等问题的追问和反思，让中国人用一批外来概念构建了中国近现代史，甚至套用新的概念重新界定、塑造中国的古代历史。大到人类整个思想系统，小到一个学科范式的确立，其背后都有一种权力意志的作用。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人们谈论传播学，首先想到的是美国传播学；谈到传播思想史，首先想到的是施拉姆和四大奠基人的贡献。然而，这种以编年史形式书写的传播思想史，实际上是一种学术垄断和学术霸权，它遮蔽了传播思想真正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一种关于什么是传播学的历史神话。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骆正林：传播学术史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兼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个学科的诞生是学术群体思想合力的结果。“传统学术史多为思想史、发展史或者编年史。能够进入学术史的只是极少数对学术发展有突出贡献的知名学者，而与他们同时的绝大多数普通学者都被排斥在学术史的大门之外。”[2]（P5）编年史是以往书写思想史最主要的方法，它通过记载主要人物和事件，比较清晰地勾勒出思想史的轨迹。然而，知识生产并非是一条线性的历程，它有更多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而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的活动。传播学最初的发展曾是高度多元化和不确定的，然而，很多方向在后来的发展中被“遗忘”了，另一些方向的思想则被放大和强化。美国传播思想史就是通过“剥落思想、留下事件”的方式，制造了几个主要学者的“创世神话”。现在传播学科的主流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在编年史的外衣下，为现有学科结构的合法性辩护，它重视的是所谓的“天才们”的智慧和贡献，而忽视了很多普通学者的艰苦工作。不仅如此，它还有意无视并非主流阵营的其他天才学者。编年史将传播学的开创由帕克、李普曼、米德等几十人逐渐变成“四大奠基人”，而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和编年史相伴的“历史决定论”，是另一个造成历史神话的动力，这种历史书写擅长制造“优越性神话”。历史决定论试图从琐碎的、大量的表层历史事实中，通过揭示因果关系、寻找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然后再依据历史规律预测社会发展方向。作为一个具有批判眼光的学者，胡翼青对历史决定论持有戒心：“尽管历史上有不少思想家曾经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规律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种分析从来就没有真正获得 社会学和人类生态理论的第二任系主任帕克，到将实证主义发扬到家喻户晓的教育家、方法论者、社会学者杜威，再到研究人际交流而创立符号互动理论的G-H-米德，在斯穆尔接任第三任系主任并将米德的符号互动论发扬光大，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从“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真正的传播学理论的开创者。在今天当我们开始讲求学术独立，去意识形态化以及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学科价值和前景备受怀疑的时刻，重新反思芝加哥学派以传播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本质的视角，也许对于重塑传播学的学术视野、框架和方法而言，都有积极的价值。

　　对于研究交往传播机制的帕洛阿尔托学派，本书追溯了其以G-贝特森为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医院的学者和以D-杰克逊为代表的精神研究所的学者特别是P-沃茨拉维克等构成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群体。该学派主要围绕人类精神在于与他人关系之中的命题，形成了“精神生态学”的论题。然而，由于在美国本土的学术氛围中遭受的误解及其本身研究范围的广泛性使得该学派的理论尽管成果斐然但在美国本土却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

　　作者将浓墨诉诸于传播学四大先驱。

　　拉斯维尔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在于宣传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内容分析方法的创建性作用，其将精神分析理论引入美国社会科学的伟大洞见，及其在政策学领域的贡献对传播学产生的重要影响。

　　拉扎斯菲尔德，方法学者的代表，使传播学也是社会科学的两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分野变得鲜明也开始走向结合，创建小组访谈法、三角策略，以及将实地调查、民意测验等方法引入传播学，被称作是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制造者”。同时，他所开创的媒介效果研究的传统成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占有统治地位的范式，其广播研究项目及伊里调查，“两级传播”、“舆论领袖”、“既有政治倾向指数”及“有限效果理论”直接被传播学初期的学者所继承和发扬，开创了后人研究的路径基础。

　　卢因对于传播学的贡献却是根本性的。他将实验心理学的成果引入传播学，使得传播学研究的成果可以在自然科学的研究面前彰显自身的科学性；他在社会学领域开创的群体动力学和场论成为传播学基础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率先提出“把关人”概念，成为控制分析在微观视角的奠基性理论。

　　霍夫兰对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其说服研究的丰富成果及在传播的效果研究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霍夫兰所开创的传播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于传播效果的测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强调实验中采用定量统计的同时，他也强调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的重要性，深具洞察力。

　　在传播学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其走向科学化的历程中，借鉴自然科学的理论成果也是重要的一步，而罗杰斯正好见证并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即传播学对于信息论和控制论理论的借鉴及这两种理论对于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构建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作者在人物生平的勾画中，让我们了解了香农和维纳在理论创建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最后，在本书的开头和结尾，作者用整整两章的篇幅，在读者打眼看去，还以为整本书在写施拉姆与传播学的发展。而事实上，想必作者这样安排也可谓良苦用心。因为，在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并在社会科学的百花丛中傲首绽放的过程中，施拉姆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再怎么夸张也不为过，“传播学之父”的美名也是名副其实。他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大学中创立起以“传播学”命名之学科领域，亲手授予了第一个传播学的博士学位；矢志不移地创建以传播命名的研究机构，既催生了传播学的基础性理论，也为传播学界培养了第一批领军人物；著书立说，将传播学的学科架构建立起来。尽管其研究深受当时社会现实的束缚，特别是在控制研究领域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在方法上将定量研究确定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作为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人，在整个传播学的历程中，他的美名将永载史册。

　　读史可以使人明志。重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完善自身学科认知、寻找自身学术定位的过程。相信每一个读者每一次走过罗杰斯，走过传播学史的时候，内心被作者的笔触所打动的时候，油然而生的执着之情和钦佩之意，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鞭策自己，毅然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