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编电影与电视剧比较论文（共2篇）

　　导读：文学改编电影论文应该怎么写？不管是写作什么专业的论文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总是会有很多要求的，所以很多人都是参考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本论文分类为电影文学论文，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文学改编电影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第1篇：文学改编电影与电视剧比较研究

　　摘要：改编是文学与影视互动的桥梁，它可以将文学名著历久弥新的经典价值与影视强大的传播价值相结合。电影与电视剧虽然在外在形态上极为相近却因为媒介属性不同所以内在会有很大差异。本文以基于文学名著《白鹿原》改编的电影剧作与电视剧剧作进行比较分析，试图总结出电影与电视剧改编的差别与一般规律，为今后的影视剧本 和弘扬。精神性特征成为西北文学和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文化作为西部小说的内生的一个根基，天然地与西部文学建立着一种隐秘的联系，正如宗教是西部生存者的精神家园，文化让这种精神上的信仰成为现实。”[3]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文学改编电影接续了文学的这种精神性和批判性特征。

　　（一）审视历史与文化弊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寻根”思潮的引领之下，西北作家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潜在的负面性，并开始了深入的思考和批判。《五魁》和《桃花满天红》都是改编自贾平凹上世纪90年代初“寻根”意味的小说，集中表达了封建礼教对于青年男女自由和爱情的束缚和迫害，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两部影片的结局都是以代表暴力的土匪解救了备受折磨的女性，实现了对压抑人性的解放。《黄土地》则是从整体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于愚昧、麻木、逆来顺受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是突出而有力的。《白鹿原》在小说厚重、宏大的文本之上选取了部分枝节，难免有剑走偏锋、断章取义之处，但对于儒家文化的反思是显而易见的，在展示儒家文化在维护乡村秩序上的有用性的同时，也抨击了它压抑和扭曲人性的弊害，特别是对儒家文化造就的鹿子霖式的卑劣人格的批判表现得尤为突出。

　　《牧马人》《老人与狗》的故事都脱胎于“文革”，反映了政治运动对于人性的戕害，特别是群体对于个体的无意识的伤害。《丢羊》则是对近些年西北地方官员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雪葬》延续了《丢羊》对官僚主义的批判，把少数官员好大喜功、脱离实际、腐败堕落、政绩观扭曲的丑态暴露无遗，深刻批判了官僚作风对老百姓的迫害。

　　（二）呈现宗教精神

　　《盗马贼》表达了对于佛教的反思和批判。佛教虽然以慈悲为怀，但是对于一个误入歧途的部落成员，大家却不愿接纳和原谅他，导致他再次步入歧途，同时，虔诚的信徒却惨死于饿狼之口，让善恶有报的佛教观念成为悖论。《盗马贼》明显地具有“寻根”思潮的痕迹，对于佛教秉持着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清水里的刀子》是回族作家石舒清的成名作，短小精悍，在有限的篇幅里传达了宁夏西海固回族聚居区由回族文化、农耕文化、地域文化融合的文化精神，对于死亡的思考，对于六盘山贫瘠土地上匍匐着的民众虔诚、仁孝、宽怀的褒扬都表达得极为饱满。电影《清水里的刀子》拍摄于小说发表十几年后，融入了新世纪以来西海固山区新的问题和变化，比如土地荒芜，外出打工等时代主题，增加了生存的苦难和现实感，淡化了小说诗意，对于小说精神的传承是有所折损的。但总体来说，这仍然是一部彰显精神而轻视情节的电影。

　　（三）营造神秘意境

　　电影《白鹿原》对于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和调整，朱先生、白灵、鹿兆海、冷先生等重要人物被删除，将故事着力于以田小娥为核心的白嘉轩、鹿子霖、鹿兆鹏、黑娃、白孝文、鹿三几人纠缠的人物关系和复杂的矛盾纠葛上。“白鹿精魂”的灵异，风水宝地的神奇，朱先生的仙风道骨，田小娥鬼魂附体的魔幻，都被大量剔除或仅作浮光掠影的影射处理。在《清水里的刀子》中，牛在女主人祭日的前三天，在水槽里看到将要宰它的那把刀子，不吃不喝而保持以清洁的内里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情节在小说里生动而鲜活，充满神秘气息，在电影改编过程中将这些不同程度地删减或者有意轻描淡写。由于电影面向大众和审查的需要，对于小说中生动呈现的神秘主义文化不得不做折扣处理或以更隐晦的方式采取化具体为抽象的手法，以保留这种神秘的气息，但如果读过原著，还是能比较清晰地感受到这种神秘感的存在。

　　三、朴素厚重与原始本真

　　（一）朴素的影像语言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界的开放和变革，电影界开始摈弃“三突出”的创作原则，电影创作从众多的束缚中逐渐挣脱出来，一批突出现实变革的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迅速崛起。“一个曾在西方电影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电影学说——‘纪实性长镜头’理论被引入中国，巴赞、克拉考尔的理论观点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形成了旷日持久的‘纪实主义’浪潮。”[4]在纪实主义观念的影响之下，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采用自然光等方法成为重要的电影创作原则，更加注重真实而贴近生活的表演和场景展示则成为极力追求的目标，这种创作方法对西北文学改编电影的影响是直接而明显的。《牧马人》《人生》《野山》大量使用实景拍摄和自然光效，用大量的长镜头、深焦镜头和自然光效，真实再现了甘肃河西走廊、陕北黄土高原和陕南山地的地理风貌和风土人情，营造出了原著中所传递的乡村风情。进入90年代，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则是西北文学改编电影中现实主义风格的集大成之作，影片虽然并没有将拍摄地选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但是通过大量采用非职业演员、全纪实镜头、全真实布景等方式，让影片以极度接近纪录片的姿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西北农村基础教育面临困境的窘迫性和复杂性，给人以极大的震憾，为了达到这种效果，张艺谋甚至放弃了小说中人物的姓名，采用非职业演员的真实姓名来增加真实效果。《五魁》《桃花满天红》《红草滩》《浴血驼城》这些电影则更加注重外景的拍摄，将西北高原荒凉、辽阔的自然风光展现得比较充分，为草莽英雄的故事营造了很好的氛围。《高兴》虽然以喜剧的形式消解了原著中的悲凉，但是实景拍摄把农民工脏乱、混杂的生活环境呈现得十分到位。

　　（二）阳刚、野性、英雄主义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山川河流交错，沙漠戈壁纵横，气候干湿多变，丰富的地理地貌和多样的气候类型，缔造了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同时，西北又是华夏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也是历代中原农耕文明与周边游牧文明的边界地域，是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聚居之地，也是中原王朝的统治力较为薄弱的地方。生于斯长于斯的西北人在适应这种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大气、粗犷、豪爽、血性、热情的性格特征，从内到外迸发着阳刚、野性和英雄主义的激情，这种性格深刻影响了西北的文学和艺术，广泛流行于陕甘宁三省的秦腔，陕北民歌信天游，甘肃青海民歌花儿，都是这种刚性、野性文化的典型传承，其高亢、热烈、直露、率真的特点成为西北人民感受生活和爱的独特方式。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里“就是钢刀把我头砍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的爱情誓言就将这种阳刚和野性体现得极为饱满。新时期以来的西北文学改编电影同样传承着这种阳刚、野性和英雄主义的气质和基调。

　　首先，电影贯穿着一些西部典型的符号特征：沙漠、高原、马匹、骆驼、匪帮、刀客。英雄的出世、江湖的恩仇总是在黄沙漫天、飞沙走石、旷野疾风、马队奔腾的场面中徐徐展开，这是像《大话西游》《东邪西毒》《新龙门客栈》等一些大陸与港台的合拍片中体现得极为突出的特征，也是西部片的一个典型特征，同时在这一时期西北文学改编电影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五魁》《桃花满天红》《红草滩》《浴血驼城》《白鹿原》《雪葬》这几部电影中大幅度呈现了西北雄奇壮美、荒凉辽阔的自然风光。“这些以黄土高原、浩瀚沙漠、苍凉群山等西部生活为背景的影片散发出浓郁的原始野性，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其他地域影片所没有的阳刚粗犷、雄浑辽阔、凝重和苍劲的审美特征。”

　　其次，与这种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是西北高原上粗犷奔放的行为习惯。《牧马人》里，郭谝子给许灵均介绍对象，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老婆不要，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给你送来。”《人生》里德顺爷看高加林手受伤了，撒一把黄土给他止血。刘巧珍给德顺爷送枣吃，直接倒在了土地上，而德顺爷和加林不经擦拭就直接喂进嘴里。《黄土地》中安塞腰鼓、祈雨等场景中浩大的人群所爆发的惊天力量正是西北人野性和阳刚气质的显露。

　　再次，电影塑造了一批阳刚血性的人物形象。在这些电影中，土匪和侠客成为集中承担这种阳刚和野性的重要角色。《浴血驼城》《红草滩》《五魁》《桃花满天红》《白鹿原》里的土匪都是剧情不可或缺的角色，不管是拯救者，旧秩序的破坏者，还是安定聚落的威胁者，土匪和侠客都是英雄主义和悲壮结局的承担者，这种粗犷、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草莽英雄舍生忘死、义薄云天、杀人越货的精神和行径相互映照，使环境和人物融为一体。

　　（三）传统民俗与奇观化展示

　　在西北文学改编电影中，古旧的宅院，残破的城堡，原始的农耕劳作方式、原始的礼俗、传统的饮食、本土的民间艺术，都把西北深厚的历史文化充分地展示了出来。

　　在风俗方面，《人生》《黄土地》《野山》都展示了西北本土传统的婚礼婚俗，《五魁》里展示了请壮汉背新媳妇的古老婚俗，《永生羊》里展示了哈萨克族的婚俗。《黄土地》里展示了祈雨的风俗，《盗马贼》里展示了祈神、送河鬼、晒佛等藏地风俗等等。《清水里的刀子》把穆斯林的葬礼和日常宗教活动作了一定的展示，《盗马贼》把藏族的宗教活动表现了出来，《红草滩》里涉及买亲习俗，《白鹿原》里提到了“拜干亲”的习俗。

　　在民间艺术方面，《乡民》《丢羊》里把年俗社火表演，《黄土地》里把安塞腰鼓，《丢羊》里把兰州太平鼓表演穿插进电影，《丢羊》融入了花儿名曲《上去高山望平川》，《人生》融入了信天游《走西口》《脚夫调》《黄河船夫曲》，《黄土地》中融入了信天游《女儿歌》，《白鹿原》和《桃花满天红》融入了陕西民间戏曲华阴老腔，《桃花满天红》里融入了皮影戏，《白鹿原》《雪葬》里融入了秦腔……

　　在农业生产方面，这些电影大量展示了传统的劳作方式。《人生》《黄土地》《野山》里的老牛拉犁的耕作方式，扁担挑水，辘轳汲水，手工纺线，《红草滩》里连枷打场，《野山》里人力推磨，这些都是原始乡村生活的图景。

　　在这些传统民俗的展示中，有些对于电影主题的传达和情节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有部分属于“奇观化”效果的刻意营造。例如《五魁》里展示了以红公鸡代表死去的地主家少爷与新娘子拜堂的场景，请壮汉背新媳妇的古老婚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串联情节冲突和增加奇观效果。而像《白鹿原》和《桃花满天红》对陕西民间戏曲华阴老腔的融入，《白鹿原》里对陕西裤袋面的展示，事实上与故事情节关系并无关联，对于叙事的意义也不是很大。

　　四、结语

　　40多年来西北文学改编电影在美学上有对西北文学美学精神的传承和接续，也不乏对其进行貌合神离的反叛和创新。但毫无疑问，这些电影在整体上传达出了西北独特性、复杂性和持续发展的特征，对西北的自然环境、社会现实、文化特征、人物性格等重要议题作了较为细致而多样化的呈现，对于记录和呈现西北的社会变迁、文化革新和人的精神蜕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简介：刘强祖（1989—），男，汉族，甘肃靖远人，宁夏理工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为当代小说与影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