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学论文2500字_关于现代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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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现代文学论文2500字(一)：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论文

　　摘要：现代文学史料学学科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的系统，该系统涉及众多相关学科，如何厘清现代文学史料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进而明确学科属性，对该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发展历程与学科属性。

　　关键词：现代文学；发展历程；学科属性

　　中图分类号：D06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长期以来学者将现代文学史料学基本上视为一门辅助性、工具性的学科，而忽视其自身的“超越性价值”有关。界定现代文学史料学的超学科性，并不意味着否认其学科性。现代文学史料学虽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但它不能也不应脱离现代文学。既注重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学科性，又充分肯定其本身的超学科性，才是我们应当秉持的一种态度和看法。

　　1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历史边界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交汇点上生发起来的，它的历史逻辑始终包含两个层面，一面是与传统文学无法割裂的关联，一面是与外国文学不断深入的交流，而同时连接这两个层面的关系，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最独特、最有价值之处。如果用一个坐标系代表中国文学的时空发展，纵坐标意味着时间上从古到今，横坐标意味着空间上从中到外，那么现代文学恰好处在两个坐标轴的交汇点上，彻底的、大规模的古今碰撞与中外交流集中发生于现代文学时期，使之成为时空交汇的历史“原点”。

　　1988年，一些学者提出“重写文学史”，试图突破文学阶级史观的窠臼。这自然就牵涉到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跨度问题。现在看来，把1917年前后视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学界并无太大争议。至于中国现代文学是否终结则分歧明显。从学科理论和概念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已经终结。这是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已经提出，并推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成果。从事物命名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概念，应该是具有本质差异性的命名。前者的本质是“现代性”，后者的本质是“当代性”。假如事物根本属性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似乎也没有重新命名的必要。所以，这些情况变相地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终结。当然有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正在展开当下文学叙述，中国现代文学进程没有结束，是开放性和延续性的[1]。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更多学者并不在意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及其边界的问题。如果中国现代文学已经终结，那么它何时终结？终结的依据又是什么？作为现代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的严谨性、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历史边界不是任人拿捏或主观设定的，必然是由其自身客观本质属性赋予的。这种本质属性必然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具体地说，当文学的本质保持相对稳定，它的历史进程就会延伸；相反，如果内在规定性发生了质变或根本性颠覆，那么这种性状的文学就会被另一种异质文学取代，进而终结自己的使命。文学的历史边界由此被确立下来。

　　2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及其响应1985年，马良春发表《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建议》，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将“现代文学史料学”予以学科化的倡议，这标志着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开始提上日程。马良春的倡议很快获得一些响应。198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的朱金顺《新文学资料引论》，在当时即被视为“对马良春同志一再呼吁建立的新文学史料学是个实在的推动”。1989年，樊骏发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指出现代文学史料工作取得的突破进展，“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完整的成熟的学科所不可或缺的，同时也标志着史料工作开始成为这门学科中一个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的分支”。此文被视为“现代文学史料学这个分支学科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严家炎）。进入 “拿出一本图画簿，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细细填写每一根骨头，神经，筋络的名字”，[4]其他的乘客或以为他在速写写生，或以为这是所谓的立体派、印象派画法，或误认为西洋画也流行中国画式的题字。这里表现了世俗对科学的消解，本来认真严谨的科学，被无知、世俗的庸人所围困。

　　而鲁迅的《立论》叙述的是小学生本来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属于科学的范畴，但是老师却不讲立论方法，不讲科学，只讲立论的难处，转变到讲人际关系，“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说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换言之，说必然（科学）的遭打，但富贵（说谎）的却得好报，也就是说，求真的科学被求善、世俗的人际关系所弱化，所打击，人际关系的求善（得到好兆头）本来就是迷信，与科学相左，求善蜕变为说谎，这也暗示“不说谎”的科学追求处于人际关系“瞒与骗”的羁绊之中，或者说象征或暗示科学处于只想升官发财的实用理性环境之中，与升官发财无关的科学得不到鼓励与支持，由此学生知识层面的科学之问蜕变为世俗层面的科学无用。这样整个社会对科学的漠视，令人寒心。另一方面，尚处于求知阶段的学生只想求真，即使被老师提醒之后，也希望“既不说谎，也不遭打”，保持自己的独立清醒的态度。只不过老师教导的话语方式却违背了學生的愿望，将一种独立思想变成了庸俗的骑墙之术，两面讨好，缺乏是非观念。

　　而钱锺书的《围城》叙述了三闾大学的校长高松年充满了投机与世俗：高松年身为大学校长，前途无量，这是因为文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轻易坐不上这位子，即使坐上了也不以为荣，很可能是由于干政治碰壁下野，既然未能“学而优则仕”（做官），那么索性仕而不优则学，到大学做官虽无官场荣耀，但毕竟也是做官；但是理科出身而做大学校长的人，就不可相提并论了，毕竟“中国是世界上最提倡科学的国家，没有旁的国度肯这样给科学家大官做的。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家晋爵。”高松年是位集年龄之老与科学之老两大退步于一身的“老科学家”，[5]但是他却以这种退步落伍来达到“中国科学家晋爵”的目的，况且三闾大学也不过是他通往更高仕途的跳板罢了。他充满了强烈的权力欲，善于运用官场手段，表面上是科学家、大学校长，实际上是一个庸俗势利之人。故此，有的学者指出“学西学者，又束缚于科举思想，徒藉一二格致之名词，以为进身之阶，干禄之途而已”。[6]这样功利的风气至今不绝如缕，哈佛大学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一语道破：“现在名校教授花时间不是在学术上。有些人首先弄好处，捞金钱加荣誉，让外国人来评价自己，一年有3个月到5个月在国外‘走穴’。不管这个教授有没有能力，评博士点，自然基金会，甚至评某某大学这些活动都有他们的身影，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学术交易和拉票。算起来，三分之二是非学术生活。当然不愿意做学问了。”

　　三、理想实现层面的“科学之难”

　　许地山的小说《铁鱼底腮》是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小说写雷先生是一个最早被派到外国学制大炮的官学生，因国内没铸炮的兵工厂，学无所用。后来利用在外国战舰、潜艇里工作的机会学习制造潜艇，每次到艇上工作时，他就从水手那里探问他们的经验与困难，但是后来被一位外国军官发现并且怀疑他是奸细，从此不派他到潜艇里去工作，他不得不辞工，离开外国船坞。然而他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未把发明（潜艇）的图样献给外国人。[8]

　　但即使如此，他依然坚持科学理想，继续研究潜艇，并且画出了图纸，制造了模型，他的“潜艇特点是在它像一条鱼，有能呼吸的鳃。”他的“铁鱼”能获取氧气，像真鱼在水里呼吸一样，所以能潜在水里的时间很长，甚至可以几天不浮上水面。“我这鱼有许多‘游目’，无论沉下多么深，平常的折光探视镜所办不到的，只要放几个‘游目’使它们浮在水面，靠着电流的传达，可以把水面与空中的情形投影到艇里的镜板上。浮在水面的‘游目’体积很小，形状也可以随意改装，虽然低飞的飞机也不容易发现它们。还有它的鱼雷放射管是在艇外，放射的时候艇身不必移动，便可以求到任何方向，也没有像旧式潜艇在放射鱼雷时会发生可能的危险的情形。还有艇里的水手，个个有一个人造鳃，万一艇身失事，人人都可以迅速地从方便门逃出，浮到水面。”[9]而关于铁鱼（潜艇）的腮，他的模型是一个人造鳃，从水里抽出氧气，同时还可以排泄炭气；艇里还有调节机，能把空气调和到人可呼吸自如的程度。

　　只不过无论雷先生怎样坚持科学理想，他的潜艇模型怎样能增强中国海军的军备，但是他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理想失落：一是当局有眼无珠，他所画的图样，献给军事当局，从未被采用过；二是即使他找中国造船厂来制造潜艇，也无济于事，因为他知道进去船厂的人，依靠同当权的直接或间接的血统或裙带关系，才能获得相当的地位。纵然他能进去，他提出来的研究和制造计划，即使能够申请到一笔试验费，也许运用到实际工作的经费已经被层层盘剥到所剩无几，如此不仅导致毫无实绩遭人耻笑，很有可能还会因此获罪。三是即使他找高深学术研究院试验潜艇模型，也无异于枉费心机，因为主持研究院的大多是年轻的八分学者，很不虚心，狂妄自大，自认比爱迪生和爱因斯坦技高一筹，妄下断语，而且他们还有帮派组织，党同伐异，他不喜欢与之交往。[10]

　　如此这般，无论是政界（军界）、商界还是研究界，都让他深感科学理想无法实现、报国无门的痛苦。最后雷先生在逃难时，因抢救落水的图样而葬身海底，导致永远无法实现其理想，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这个故事让人想到了所谓“中国第一艘潜艇”的故事，据说是清朝时有官员上书请造舰船，朝廷批复在天津制造局试造；结果制造过程十分神秘，不许外人窥视。1880年该船建成，从描述上看极像潜艇；但后续记载全无，不了了之。[11]

　　又如冰心的小说《去国》写朱英士就像他的姓名所示，作为一个英明的知识分子或英雄式的知识分子，他从美国毕业回国，希望干一番大事业，“新发明了一件机器，已经画出图样，还没有从事制造，若是在厂里做事，正是个制造的好机会”。可惜的是，国内的黑暗现状让他英雄气短士气全无，根本无法施展他在美国学到的现代科技，而与其共事的其他“技正”也有相似遭遇。因为报国无门，英士只得再次出国以实现其事业抱负，“祖国啊！不是我英士弃绝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啊”[12]的感慨传达出报国无门的悲哀、科学受冷遇的寂寞以及对黑暗政府的愤慨。黎锦明的《十个顽童》也有类似意蕴，此不赘述。

　　而陈白尘的戏剧《岁寒图》，它塑造了坚持科学理想的科学家黎竹荪，但同时也写了黎竹荪的两个学生胡志豪与汪淑娴，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人生投机之路，背弃了科学理想，与其姓名寓意大相径庭。而这两个抵抗不住社会“结核菌”病毒感染的人物变形记与变心记，恰恰折射了社会投机“结核菌”病毒肆虐之广之强，以及科学家黎竹荪坚守科学理想的艰难背景与坚毅精神。而庐隐的小说《一个著作家》写的是“思想宏富”然而贫穷的青年数学家邵浮尘，被女友沁芬的父母嫌贫爱富，被迫分手，后来发狂离世，他的数学理想也随之烟消云散。

　　四、政治层面的“科学之难”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表现了从“科学至上”到“国家至上”的主题。从1931年到1942年，日本步步紧迫侵略，科学家俞实夫节节退避，只想进行平静的科学研究，但这一小小愿望也被日本侵略者无情毁灭，他的女仆因为他妻子是日本人，他在日本人的研究所工作，而坚决辞工；他的女儿也被其他中国小孩所排斥欺负；他的朋友被日本兵杀害；他的仪器被日本兵破坏，最终导致他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他终于认识到“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科学之外还有国家和民族，国家没有弄好，科学不能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也认识到必须扑灭人类的愚蠢和野蛮，即“法西斯细菌”，科学才有正常的未来。[13]

　　综上所述，无论是知识层面、世俗围困层面、理想实现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体现了“科学之难”。其中，知识层面体现了由于科学家缺乏广泛新颖的科学知识、体系与方法，因而难以在科学研究上取得进展；世俗围困层面体现了世俗功利观念对科学的消解，使得科学难以普及，难以纯粹；理想实现层面体现了政府、团体、个人等多种因素轻视、阻碍科学，导致了科学理想实现的艰难；政治层面体现了政治、战争对科学研究的摧残，国家没有弄好，科学难以单独存在、发展与繁荣。

　　尤其是后两者，还流露出一种“科学救国”的思想。但实际上，“科学救国”并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一种文学现象，还是现代中国的一种历史现象，这两种现象在西方都是匮乏的。有的学者指出：“科学救国”思潮在现代中国的演化，展现了学术（科学）在中国大多数时候总是作为工具被利用，“科学救国”将“科学”这样本质为追求真理，扩展人类知识视野的求知行为与“救国”这样宏大的实用目标相联系，是与“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精神相背离的，体现了中国人重视“利用厚生”、经世致用的文化特质，[14]缺乏西方科学体现为自然观而非人生观，对知识、真理的纯粹追求，与宗教信仰有深层联系的三重内涵。[15]如美国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所言“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16]而上述作品中的科学家做的几乎都是应用科学。简言之从上可知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为利益，为救国，为应用，这种科学实用主义，体现了中国坚持纯粹科学研究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