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文学史论文2100字_两汉文学史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导读：想要写好两汉文学史论文2100字，在 和认识屈原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受儒家思想束缚的现实批判精神；而王逸虽然通过对班固种种错误观点的批驳肯定和赞扬了屈原的高洁人格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勇于同邪恶势力抗争的精神，但“依经立义”的原则立场又使他力求把屈原及其作品解释得尽可能地符合儒家的思想，所以他同样不能发现和认识屈原及其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受儒家思想束缚的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

　　总起来看，由于汉儒普遍用“依经立义”的方法来认识和评价屈原及其作品，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就成为他们评价屈骚的共同准则；又由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对儒家经义的理解和择取存有差异，这就势必造成对屈原及其作品认识上的分歧，这就是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形成争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由于汉儒采用的“依经立义”的原则和方法本来就是一种带有狭隘的政治功利倾向且外在于文学批评对象的批评方法，因此汉儒运用这种批评方法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屈原的伟大人格和作品深刻的思想蕴涵。

　　三

　　如果说汉儒用依经立义的方法不可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屈原的伟大人格（如班固）和作品深刻的思想蕴涵的话（如王逸），那么，当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考察屈骚的艺术性的时候，就更加不得要领，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家还是班固和王逸。

　　班固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出发对屈原的人格及其作品的思想性进行贬抑已如前述，实际上不仅仅如此，他还对屈原作品中大量借以抒怀的神话传说和奇谲瑰伟的艺术想象颇为反感，在《离骚序》里斥责《离骚》“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班固在这里直接用儒家的“法度”和“经义”来裁量乃至否定《离骚》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只能说明他根本不理解屈骚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特色。

　　针对班固的上述言论，王逸在《楚辞章句序》里进行了驳斥：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生初民，时为姜”也；“纫秋兰之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夕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鸾”，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辞”，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

　　王逸在这里机械地将《离骚》的诗句与儒家经典一一比对，实际上与班固“依经立义”的做法并无二致，而且明显有胶柱鼓瑟、窒碍难通之弊。王逸的本意是为了抬高屈原并反驳班固对屈骚“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的指责，但结果恰恰遮蔽乃至消解了屈骚独创的浪漫主义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鲁迅先生曾经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战国之世，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尊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先生在这里实际上深刻地指出了《离骚》不同于《诗经》的美学特色：它的想象更丰富（“其思甚幻”），文辞更绚丽（“其文甚丽”），更能突破儒家思想的束缚而自由大胆地抒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很显然，对屈骚的这种迥异于《诗经》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班固和王逸都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因为他们走的都是“依经立义”的路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班固还是王逸，他们用儒家的经义来比附《离骚》，实质上是汉儒“美刺”、“讽谏”说《诗》方法的照搬。班固批评《离骚》“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与汉儒说《诗》的经学立场如出一辙；而王逸著《楚辞章句》则完全仿效《毛诗诂训传》“以三百五篇作谏书”的体例，不仅在总序中指出屈骚是“依托五经以立义”，“独引诗人之义”而“上以讽谏”，而且在诸篇小序中也尽力揭示作品所含讽谏之义。如《离骚经序》谓《离骚》“犹依道径以讽谏君也。”《九歌序》曰：“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癈之以讽谏。”《九辩序》谓《九歌》、《九章》“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也。”《招魂序》曰：“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大招序》曰：“盛称楚国之乐，崇怀、襄之德，以比三王，能任用贤，公卿明察，能荐举人，宜辅佐之，以兴至治，因以讽谏，达己之志也。”《惜誓序》曰：“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王逸的《离骚经序》在具体分析《离骚》“引类譬喻”的艺术手法时，还照搬《毛诗》的“比兴”释义方法：《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所谓《毛诗》的“比兴”释义方法，实质上是指《毛诗》的作者把《诗三百》作为政教的工具，为了从中挖掘出政治伦理意义而采用的一种婉转曲折的解释诗义的方法。本来《诗三百》特别是其中的《国风》及《二雅》部分作品的开头通常是对一些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草木、鸟兽、虫鱼的描绘，与政教风化了无干系。可是《毛诗》在这一百一十三首以草木、鸟兽、虫鱼发端的诗下明确标示出“兴”字，并根据这些动植物在习性、形体、性状等方面的特征来曲解巧说，从而把它们与政教风化的大道理联系起来。实际上不仅仅是《毛诗》，齐、鲁、韩三家诗无不如此。汉儒正是用这种“比兴”释义的方式，将《诗三百》所描写的一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鸟兽、草木、虫鱼等形象改造成了负载政治道德教条的代码，而汉儒提出的“比兴”释义的方式也成为他们破译“隐藏”在作品中的政教风化密码的一种“有效的”解码方式。上引王逸对《离骚》“引类譬喻”的艺术手法的分析，就是汉儒发明的这种“比兴”释义方法的照搬。我们看屈原的《离骚》，作品中的确大量运用了香草美人、虬龙鸾凤这一类艺术形象来表达诗人特定的思想和情感，并且使作品具有整体象征的意味，这也是屈原从创作上对《诗经》的比兴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王逸说《离骚》“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并不为错，这也是王逸对屈骚不同于《诗经》的艺术特色的认识超越前人的地方。但是，受汉儒“比兴”释义方法的影响，王逸对屈原作品中香草美人、虬龙鸾凤一类的艺术形象与诗人特定的政治思想、情感之间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作了简单化的理解，机械地把某物比作某事或某人，并赋会以政治伦理的比兴寄托之义，这样解说的结果恰恰遮蔽和妨碍了人们对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实际上，对包括“引类譬喻”在内的屈骚的完全不同于《诗经》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惟有联系属于南方文化系统的楚国悠久的巫术文化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诚如刘纲纪先生正确指出的：“屈原的美学思想是北方理性主义的美学同南方充满奇丽的幻想、激越的感情、原始的活力的巫术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这种结合中，前者赋予了后者以清醒的理性的自觉，后者又赋予了前者以不被理智所限定的自由的想象和情感。正是这一结合产生出了‘惊采绝艳，难以并能’的‘骚’体文学。”而班固和王逸把对屈骚的艺术特征的理解完全纳入汉儒“美刺”、“比兴”说《诗》的轨道，对屈骚的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特色的遮蔽和消解就是必然的了，这也就是汉儒对屈骚的接受实为经学接受而不是文学接受的根本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