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文学论文9300字_西方经典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

　　导读：西方经典文学论文9300字如何写作？相信现在很多人都是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的吧，所以也会比较近迷茫无措的，所以就会去参考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本论文分类为经典文学，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几篇西方经典文学论文论文9300字范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经典文学论文9300字(一)：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摘要：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关键词：西方文学；医生形象；演变；社会和医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8006

　　在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不时进入文学视野。然而，“医者”形象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不同的主题和内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指出，文学艺术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并反映这种社会历史现实。这是一种总体把握，具体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则应从属于这个特定时期。即便有某种超越，也是在这个时期基础上的有限超越。本文拟采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关照西方医学发展历史，对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进行深度解读，以期梳理“医者”形象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整体演变趋势和历史成因，并指出这一解读有助于深入把握文学文本所蕴涵的深层意义。

　　一、文艺复兴前西方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

　　宗教是特定生产力水平下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是人类思维能力巨大进步的表征；就文学而言，神话是人们在数千年生存斗争和发展中用来表现美好愿望，反映善恶观念的一种形式，是人类知识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和神话互摄共生，水乳交融， 斗的医者拥抱着破碎的信仰残片论为边缘化的孤独个体。

　　诺贝尔得主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阿罗史密斯》就深入刻画了医学界的这种现状。一个沉溺于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时代，医生为聚敛钱财、捞取功名而弃道德与不顾，欺骗、共谋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医生吉克博士就是这个异化群体的代表人物。罗斯科·吉克博士是医学院耳鼻喉科教授，十足的实用医学观的倡导者和鼓吹者，他扬言“扁桃腺在人体内存在，是为了给专科医生提供专用汽车的”[10]102。也就是说，医生为了多赚手术费，可以切除健康病人的某种可有可无的器官。在一次演讲中吉克博士说道：“知识是医学界最宝贵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不能把他卖出去，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而要把知识卖出去，你就必须首先使那些有钱人对你的重要性留下深刻印象。不管病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你始终都必须对他使用点‘商业手腕’。你要问他，同时也要向他的担惊受怕的家属，解释你对他的病所花费的辛劳和心血，从而使他感觉到你已经或打算对他做好事，你做的这种好事比打算要所取得手术费用更重要。这样，他拿到你的账单时，就不会误解和抱怨了”[10]102。

　　吉克博士把他的这套实用医学哲学观毫无保留地灌输给了他的学生。其精髓就是把医学当作一种文化资本经营，把自身当作一种产品推销使用。吉克博士的实用务实使他在赚取钱财的同时，在仕途上亦顺风顺水，最终爬到有势力的泽西市新理想医疗器械和设备公司副总经理的职位。在告别演说中，他忠告学生：“真正有价值的人就不只是一个乐观处事的人，而且是一个受过哲学训练，特别是受过实用哲学训练的人。这样，他就不至于一味空想，成天大谈‘伦理道德’和‘慈善事业’。尽管‘伦理道德’可谓冠冕堂皇，‘慈善事业’堪称高尚美德，他也绝不会忘记，不幸的是世人是依据一个人能够积蓄多少响当当的现金来评价他的。”[10]103-104作为医学教授，他没有向学生强调医学知识、认真诊治和对症下药的重要性，而是反复强调推销术，把自己成功推销给病人，赚取病人诊疗费。这种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医学观是对医学研究、医生角色和医学人文精神的背离和异化。对于吉克博士等流，活着就是为了满足经济和物质的欲求，精神和理想是一片荒原，他们变成了纯粹的欲望机器，内在的乌托邦理想也压抑为零，

　　在这个荒原世界里，年轻的主人公——马丁·阿罗史密斯崇尚真理、献身科学、正直诚实。在重技术轻研究的医学院中，其他人不过是把医学视为成名致富的晋升阶梯，只有细菌学家戈特利布博士是他崇敬的对象，而从现实层面上来讲，戈特利布博士本身就是一个边缘化的不被理解的对象。“他甘愿清贫，埋头于纯科学的研究，探究各种细菌的物质组成和化学过程，探索它们的生存和灭亡的规律，以及那些经过其他生物学家的繁忙努力之后，大部分仍然还不为人们了解的基本规律”[11]22。从科学的宏观意义上来看，“他属于人类的大恩人之列，因为在以后的任何时代，无论那种结束大流行病或小传染病的艰苦尝试，都必须受到他的研究的影响。”[11]23可学生们视他为“实验室里的一个老而无用的家伙；他没有什么想象力；他株守在这里，而不出去见世面享受战斗的乐趣”[10]42。在这个功利社会里，阿罗史密斯处处碰壁，无所适从。在偏远小镇开业行医时，他建议预防天花，却遭到落后愚昧而又抱有偏见的村民们的讥讽，最后不得不离去。在担任市卫生局副局长时，他严格执行卫生法令，关闭不卫生的牛奶厂和焚毁肺结核菌蔓延的住宅，触犯了当地权贵富商，引起了开业医生们的憎恨，最后在权贵、富豪的夹击之下黯然下台。在位于纽约的全美一流的研究中心麦格克生物研究所从事抗菌素研究工作时，又遭到心狠手毒、追名逐利的所长——伪君子霍拉德博博士的排挤，马丁走投无路，最后逃到佛蒙特州荒无人烟的大森林中，用两间小木屋建成简陋实验室，从事纯科学研究。当盈利主义、尔虞我诈和追名逐利在医学界大行其道时，违背医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奉行实用主义医学观，背离传统医学人道便是医生群体的整体面貌。这种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主义是对医生的身份意识和具有崇高神圣色彩的医生形象的彻底异化；而落寞孤单、边缘化的人物阿罗史密斯仍抱着梦想的碎片，执着的追求科学理想，这是绝望中的希望，是作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得已的文学虚构。从文学接受角度来说，医生阿罗史密斯的角色反映了人类对理想医者的诉求，刘易斯通过阿罗史密斯表达了人类对医者的信仰和精神回归的渴望。

　　然而，理性主义与机械主义使人类更大步迈向物化，欲望的争夺、野心的满足最后招致灾难的再次降临。人类精神荒原化，上帝的光辉与灵性不复存在，人类退落成一座华丽的坟墓。随着绝对主体主义及世俗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工具主义的泛滥，人本主义逐步走向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最终导致自我解体。沉溺于物欲横流之中，人只不过是精神世界彻底沦丧的行尸走肉，医生的生存也失去了意义。《第22条军规》中的丹尼卡医生就是这种物化代表。丹尼卡是驻扎地中海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的军医，他意识到战争就得有牺牲，但他不想作任何牺牲，只想发财。作为医生，他一再宣称“治病不是我的事”，对物欲的追求却无所不用其极。他讨厌飞行，又想领取飞行津贴，于是处心积虑地哄骗连长把他的名字记入飞行日志以套取飞行津贴。由于他的名字出现在一架失事飞机的飞行人员名单中，他被“死亡”了。丹尼卡的“死亡”预示着纯粹物质主义的必然结局，是对现代人以及现代医疗的某种警示，亦是对现代医生生存方式、价值体系的颠覆。

　　五、结论

　　文学作品中“医者”形象的演变折射出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医生”形象从文艺复兴前神话学和神学襁褓中的婴孩，经过文艺复兴时期神性与人性的挣扎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医病”双重角色的困顿与纠结最后到二十世纪的集体的异化，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和日益物化的演变。医生在现代社会的困境也给我们指出了医学领域的新视角：单纯的生理治疗或心理治疗都不能更好的使人类从病痛中解放心灵，实现身心康健。人与自然的和谐，信仰的建立，精神与肉体的统一才是医学精神的实质，也是人类寻求自我医治的唯一有效路径。通过对经典文本中“医者”形象的辩证历史解读可以汲取医学领域以及社会生活领域极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西方经典文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的生成与演变

　　摘要：西方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经典，那些成为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必然经过了文化的过滤和转换。西方经典的中国化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是分不开的，并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西方经典还必须经受现代性的考验才能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文学经典。西方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

　　关键词：经典；西方文学；中国；生成；演变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4-0126-05

　　我们通常总以为，西方的文学经典也就是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二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即便有些差异，也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实际情形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确切地说，西方的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正如中国文学经典并不等同于西方的中国文学经典一样。即便在西方不同的国家，人们对经典的认识和选定也并不完全一样。“《浮士德》一书对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来说是天才的著作，而对别国的人民来说，那是一本如弥尔顿的《天国》或拉伯雷的作品那样令人厌倦的书。《约伯记》、《神曲》、《麦克白》等等都是一些永垂史册的著作。当然，对它们的将来，除了知道它们与现在不同之外，我们是一无所知的。”[1]21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经历了一个生成与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在这一过程中，西方的文学经典并没有都成为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而一些非经典的西方文学却在中国渐渐成为经典，并成为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的代表。最后，这些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甚至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它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考察和辨析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和演变过程、规律及其原由，应当是一个极有意义和价值的课题。

　　一

　　在展开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经典”这一概念进行辨析。“Canon”通常被译为“经典”，有时也被译为“正典”。但是，“Canon”在西方究竟是什么意思？“经典”在中国又是什么意思？“Canon”一词是否等同于中文经典？“ThewesternCanon”是否又等同于汉语的“西方经典”？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清晰的认识和梳理，我们便无法谈论“西方文学经典”与“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在西方，经典一词最初来自希腊字kanon，指用于度量的一个芦苇或棍子。“后来它的意义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逐渐成为宗教术语。公元4世纪，它开始代表合法的经书、律书和典籍，特别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有关。”[2]45以后，随着欧洲大学和文艺批评制度的诞生，经典一词进入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与此相关的所有重要的专业著作，以及那些被大学纳入课程的精品教材都被当作经典。在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中“canon”一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意思：准则、标准、原则；教规、法规；基督教《圣经》的正经篇名表、宗教经典书目、公认的某作家的真作全集；圣徒名单等等。就文学经典而言，“它是一种被认可的著作，包括那些公认的作家创作的原创性作品，以及那些最好地表现了文学传统的创作。”[3]167

　　哈罗德•布鲁姆认为，经典是具有宗教起源的词汇，“世俗经典意指一些受到认可的作家作品，它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中叶才出现，即出现于敏感、感伤和崇高的文学年代。”“经典的原义是指我们的教育机构所遴选的书，尽管近来流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但经典的真正问题仍在：在那些渴望读书者在世纪之末想看什么书？”[4]11人的生命有限，而经典却是无限的，个人生命的增长速度永远赶不上经典的增长速度，因此，我们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并不是由个人做出，通常总是由主流社会、教育体制、批评传统做出，在现代社会广告和宣传也常常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指出，要确定经典就得“建立起基本的甄别标准”。他认为在英国文学传统中，真正的大家为数不多。“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进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我们且在比较有把握的历史阶段打住——都是英国小说家里堪称大家之人。”[5]3-4，1在弗•雷•利维斯的有关经典的观念中道德关怀显然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佛克马和蚁布思认为，“文学经典在中世纪的重要性来源于它统治着整个的教育这一事实。除了学校之外，只有其它两种社会机构被授予了权力：教会和政府……教会和司法体系各自创造了自己的经典，而在教育中则形成了由那些必须阅读和研究的作家们所构成的第三类经典。”[6]39-40总之，文学经典来源于教育、教会和政府。

　　更宽泛意义上的经典，则是那些对我们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的作品。“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7]3博尔赫斯说：“所谓经典著作，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或一段很长的时间决定阅读的一本书，仿佛在这本书的书页之中，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天定的、并且是深刻的，简直就如宇宙那样博大，并且一切都可引出无止境的解释。”[1]21经典除了博大精深外，还需引出无止境的解释。

　　在中国，“经典”是一个组合词。《说文解字》：“经：织也。”在汉语中“经”为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后引申为“规范、原则”。《礼记•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典”为“常道”、“常法”之意。《尔雅•释诂》：“典，常也。”《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易•系辞下》：“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后汉书•蔡邑传》：“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后史，为一代大典。”[8]978“经典”一词出现较晚。搜索“国学网站”，有关“经典”的词条共180条。《文心雕龙•序志》云：“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后秦佛教典籍《金刚经》多次使用经典一词，如：“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9]31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经典”具有三层意思：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泛指各宗教宣扬教义的根本性著作；著作具有权威性的。在《辞海》中，“经典”是“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则将其释为“旧作为典范的经书”。朱自清认为，经典“指的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用文字记下来的东西”，“包括群经、先秦诸子、几种史书、一些集部”。[10]1，5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人们常常将儒家的《论语》、道家的《道德经》、《南华经》和佛教的《金刚经》统称为儒道释三家的宗经宝典。可见，中文“经典”一词，意义较为宽泛。

　　由此可见，“Canon”并不等同于经典。它们之间至少存在以下几种区别：“Canon”最初的意义是尺度，所以它更强调规则与合法；“经典”则是“经”与“典”的合并，更强调常规与习性。“Canon”源于宗教，它更具有权威性和崇高性；“经典”源于文化，与伦理道德相关，更具有行为指导意义。“Canon”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术语，与《圣经》及其相关著述密切相关；“经典”大体上是一个文化术语，与儒道释及先秦诸子的著作关系密切。既然“Canon”与经典的意思原本就不是同一的，我们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将西方的“Canon”都看作是中国的经典，更不可能用西方“Canon”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经典。当然，长期以来由于词语的原始含义已经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因此，“一个词的词源对于澄清一种概念实际上已不起任何作用，或者作用及其微小”。[1]20博尔赫斯如此说，但对于“经典”一词的变化，似乎并没有达到那种难以预料的地步，所有我们以上的辨析是必要的，但也肯定是不够的。

　　二

　　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生成与演变过程也就是“西方经典中国化”的过程。西方经典的中国化应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西方经典被译介到中国，并在中国传播及发生影响；二是西方作品在中国被经典化，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意义。西方经典并不一定成为中国的西方经典，西方经典进入中国必定经过了一个翻译、过滤、转换、变形的阶段，经过了这一阶段的西方经典便成为中国的西方经典。

　　什么是西方经典？哪些作家构成了西方经典？美国当代理论家、批评家布鲁姆在其《西方经典》一书中选出了26为作家，他们是莎士比亚、但丁、乔叟、塞万提斯、蒙田、莫里哀、弥尔顿、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歌德、华兹华斯、简•奥斯汀、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狄更斯、乔治•艾略特、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卡夫卡、博尔赫斯、聂鲁达、佩索阿、贝克特。当然，即便布鲁姆的选择具有权威性，但也并不意味着以上作家就代表西方经典的全部。显然布鲁姆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问道：“为何不选彼特拉克、拉伯雷、阿里奥斯托、斯宾塞、本•琼生、莱辛、斯威夫特、卢梭、布莱克、普希金、麦尔维尔、贾科莫•莱奥帕尔迪、亨利•詹姆斯、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巴尔扎克、尼采、福楼拜、波德莱尔、布郎宁、契诃夫、叶芝、劳伦斯和其他许多人呢？”[4]1-2但布鲁姆更看重民族之经典与文类之经典的崇高性和代表性，因此他的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如果我们以布鲁姆的西方经典为参照，那么，我们最初译介的西方文学中哪些可以算得上是西方经典？哪些则渐渐成为了中国的西方经典？西方经典究竟是如何中国化的？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大约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据郭延礼考证，“中国近代翻译文学当始于19世纪的70年代，翻译诗歌以1871年(同治十年)王韬与张芝轩合译的《普法战纪》中的法国国歌(即《马赛曲》)和德国的《祖国歌》为代表……小说以1873年初(同治十一年腊月)蠡勺居士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昕昔闲谈》为代表。”[11]23但这些还算不上西方的文学经典，尤其是后者，至今也不知其作者为何人。据日本学者撙本照凶教授的统计材料显示：自1895年至1906年，中国出现的翻译小说达516种(部或篇)之多，但这里又多少可以算得上是西方经典呢？1899年林纾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西方文学经典在中国的翻译可谓正式拉开序幕。五四运动前后是西方经典进入中国的重要时期。“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通过部分地吸收欧美经典特别是英语经典而实行的经典相对化和国际化创造了条件。所有主要的西方作家都被译介到了中国。”[6]462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开始走向深入和多元化。现代文坛的各文学社团都表现了各自的审美倾向和翻译选择。但抗战以后以及整个40年代，“欧美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翻译对象，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逐渐增多，占据整个外国文学翻译的中心地位。”[12]221949年以后，西方的经典便只剩下苏联和东欧文学了，再往后苏联的经典又只剩下一个高尔基了。文化大革命使得任何的西方经典都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性。总之，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成了“决定介绍与否的一个重要条件”，[13]42有时甚至成了惟一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的经典又纷至沓来，各种主义、思潮、流派蜂拥而至，泥沙俱下。到了20世纪末，我们几乎译介并拥有了所有的西方经典，而当所有这一切都被当作经典时，经典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终于，我们也从经典时代进入了后经典时代。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分不开的。譬如林纾在1899年翻译出版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后，20余年间，共翻译了180余种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家多为西方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家，属于布鲁姆经典名册上的只有塞万提斯和狄更斯。而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被林纾译成薄薄的一个小册子《魔侠传》，译者对原文进行了许多删削，并没有将这部小说当作经典；狄更斯的作品林纾译有多部，如《大卫•科波菲尔》译为《块肉余生述》，《老古玩店》译为《孝女耐儿传》，《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译为《滑稽外史》，《奥列弗•退斯特》译为《贼史》，这些小说固然是狄更斯重要的作品，但都算不上他最精彩的作品。显然，林纾由于不懂外文，只有将选择作品的主动权交给口译者，而口译者虽通外文，但均非学习或研究外国文学的。因此，他们对于西方文学并无系统的、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不熟悉西方真正的经典，更多地只是注意到了西方当时比较流行的作品。

　　西方经典的中国化还与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主流文学传统紧密相关。“‘经典化’意味着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14]43如果说西方文学经典中国化最初与中国译介者的眼光和视野密不可分，那么，越到后来在这一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或起决定作用的便是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了。美国翻译理论家安德烈•勒菲弗尔将操纵文学翻译的力量归结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15]1而就中国20世纪的翻译文学来看，基本上是三者合一，主要是意识形态在起着操纵或制约作用，诗学和赞助人则往往成了意识形态的附庸或者同谋。

　　西方经典进入中国语境，必定受到中国文化框架的过滤和改造，又在翻译、阐释、批评、传播过程中变形转换，已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西方经典，必定是已经中国化后的西方经典，它甚至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伊格尔顿说：“接受是作品自身的构成成分，每一部文学作品的构成都出于对其潜在可能的读者的意识，都包含它所写给的人的形象：每一部作品都在自己内部把伊赛尔所谓‘隐含的读者’译成密码，作品的每一种姿态里都含蓄地暗示着它所期待的那种‘接受者’。”[16]92西方经典如果要获得中国文化语境的认同，就必须关注隐含读者的文化渴求和期待视野，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它就必定会在不同程度上被误读、误译、重写，甚至改写。[12]6譬如苏曼殊、陈独秀将雨果的《悲惨世界》翻译成《惨世界》，形式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内容上则多有增删，甚至偷偷塞进了反满的民族革命思想。而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所以能很快地打动中国读者的心，是因为这是一部“外国的《红楼梦》”。小说中女主人公的命运中国读者也并不陌生，她就像是中国的杜十娘。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引起了林纾的特别关注，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这些小说类似于中国的“谴责小说”。林纾还常常通过《左传》、《史记》、《汉书》等中国典籍来评述西方文学经典的写作技巧。至于对西方诗歌的翻译，最初的译者往往采用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文言形式，或五言、或七言、或骚体、或长短句，使得所翻译的外国诗总是带有浓郁的中国风味。

　　西方经典译介到中国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最初译介到中国的往往并不是西方的真正经典，而西方的非经典作品常常在中国成了代表西方的经典。这种中西方对于经典在认识上的裂隙和差异，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也由大变小，最后趋于同一。这应该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

　　三

　　西方文学经典“中国化”后，就成为中国民族文学的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学经典的一部分，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和特征。“既然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国文学，那么它就应该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翻译文学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17]239西方文学经典在经过翻译、转换后就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如果它对中国文学和读者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那么，它也就成了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甚至成了中国的文学经典。意大利当代著名作家卡尔维诺说：“经典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是谁和我们所到达的位置，进而表明意大利经典对我们意大利人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比较外国的经典；同样的，外国经典也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衡量意大利的经典。”[7]10外国经典对于意大利是如此，对于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西方文学经典几乎从来就不是直接地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影响的，它通常总是在被翻译成中文之后才发生影响的。因此，与其说中国作家和读者接受和借鉴了西方文学经典，不如说他们接受和借鉴的是中国的西方文学经典。中国作家很少有直接与西方作家接触和交往的，他们也很少直接通过原文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他们主要是通过译本了解和认识西方文学经典。并且，正是这些译本使得许多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或者调整和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单就小说而言，“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的变迁，是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18]23小说如此，诗歌、戏剧，尤其是文学理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总之，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频繁、普遍和深入，西方人对经典的选择、评定越来越限制，甚至规定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的认识和界定。中国人与西方人对于西方经典的认定也越来越接近，甚至趋于同一。这种情况固然意味着中国人对西方经典认识水平的提高，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认知水平的同步，但也隐藏着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原创精神的弱化和丧失。如果我们对这种状况不加以警惕的话，最后中国学者发出的有关西方经典的声音，便可能只是一味的重复西方、复制西方，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索然无味。因此，我们说，西方经典并不一定就是中国的西方经典，正如中国的经典并不一定就是西方的中国经典一样。我们曾经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经典的不同认识和阐释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对中国经典进行过解构和重建；我们也是否应该对西方的经典有自己的理解、认识和阐释，以便西方人能够借用“他者”的眼光和视角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他们自己的经典？如果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那么，西方经典在跨文化的视野中就一定会呈现出别样的风景和韵味。